引言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七日，缪勒总理亲自给基尔造船厂下达了建造排水量为一万吨的“A”级巡洋舰的指示。接着政府又提出了建造军舰的提纲，规到一九三四年要建造四艘主力舰、四艘巡洋舰和一些驱逐舰，并重新装备和改造旧军舰。
这些倒行逆施的措施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反对，一九二八年底又出现了罢工的风潮。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区的冶金工人从十月份开始了大罢工，
参加罢工的工人有三十万人，包括他们的家属有一百多万人
。德共和工会反对派组织了“斗争委员会”与“罢工委员会”一起提出了每小时增加工资十五芬尼和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
资方予以拒绝并以“同盟歇业”相威胁。“同盟歇业”激怒了各地的工人群众，普鲁士五万冶金工人投入到罢工行列，慕尼黑、莱茵等地区的纺织工人也参加了进来，汉堡、不莱梅、基尔等港口的造船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缪勒政府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急忙派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长捷列鲁格前去进行“国家仲裁
”。此人曾镇压过一九二三年的普鲁士革命运动。
他“仲裁”的结果是：每小时提高工资二芬尼，但只包括百分之二十的计时工人，而百分之八十的非计时工人的工资毫无增加，至于工时问题，他含糊其词，未置可否，实际上使周工时五十二到五十七小时合法化。
职工会领导人大力宣扬这一“仲裁”是工会的胜利
。在他们的欺骗下，工人们在资本家未作任何实质性让步的情况下，于十二月四日复工。为了防止革命的继续发展，缪勒政府蓄谋挑起事端，借机镇压革命。他在一九二九年“五一”节前，指令由社会民主党人担任的柏林警察局长宣布禁止举行传统的“五一节”游行。
他们指望以此激怒工人进行不成熟的起义，然后把起义工人推入血泊之中，并乘机解散一切革命组织。柏林工人不顾当局的禁令，
五月一日这天举行了有二十万人参加的、和平的、有组织地纪念游行
。警察面对和平游行的群众悍然开枪，当场打死十九人，重伤三十五人。为了阻止警察的血腥屠杀，工人们筑起了街垒。手持武器的警察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展开了进攻，企图挑起工人进行公开的武装自卫。
柏林警察局长发布命令，要警察向“一切活的目标”袭击，向“有灯火的窗户”射击，驱散两个人以上的“集会”。五月三日，他们又对柏林工人住宅区实行戒严。
德国共产党正确地审视了当时的局势，识破了缪勒政府的阴谋，组织工人离开了街道
。工人撤出街垒之后，警察大肆逮捕，有上千名工人被投入了监狱。柏林“五一节”游行被镇压后，缪勒政府加紧了对德共的迫害。
五月三日，德共机关报《红旗》报被禁止出版三周。五月六日，普鲁士内政部长和柏林警察局长联合发布了在普鲁士禁止“红色前线战士联盟”活动的命令。
随后，巴伐利亚和萨克森政府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
。五月十日，“红色前线战士联盟”在全国被取缔。此外，德共领导的“红色海员联盟”、“反法西斯斗争联盟”也被禁止活动。
缪勒政府在镇压了一九二九年“五一节”游行之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警察的血腥统治
。但是，缪勒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镇压、对共产党的迫害，却使很多工人进一步认清了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们背叛工人阶级事业的面目，他们摆脱了职工会的影响，投到共产党的周围。
一九二九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德国受这次危机的打击格外严重，国内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政治局势动荡。
一方面德国统治阶级为了转嫁危机，不断加重劳动人民的负担，使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罢工斗争此起彼伏，无产阶级力量蓬勃发展，严重威胁和动摇着资本主义统治。
另一方面纳粹党利用经济危机给德国人民带来的困境，加强了对中下层人民群众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欺骗宣传，同时又和垄断资产阶级进行秘密勾结，寻求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
从而使法西斯运动不断高涨，纳粹势力和影响大大超过了所有资产阶级政党
。在魏玛共和国议会民主制发生危机、无产阶级力量处于分裂的情况下，垄断资产阶级和国防军等反动势力终于把希特勒扶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从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开始，美国的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价格猛烈暴跌的浪潮迅速冲溃了这座巍峨的资本主义圣殿，
价格暴跌在两天之内造成的损失约为五百亿美元，证券持有人的万贯家财倾刻间化为乌有
。人们惊慌不堪，从美国发出的绝望的呼叫声，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之战栗。危机由美国变延开，迅速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使资产阶级鼓吹的“永久繁荣”的梦想顿时化为泡影，从而结束了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时期。
这次经济危机从一九二九年一直延续到一九三三年，危机的风暴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德国自然也不例外。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德国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然而，德国经济短暂繁荣只不过是蜃楼幻景，它是依靠美国的短期贷款，建立在对外国经济的依赖上面的
。正如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埃杰顿所说：“德国的某些工业集团完全是靠我们的金钱恢复起来的。”
一旦美国停止贷款和援助，加上巨额战争赔款和大量外债，德国经济脆弱性的特点就明显暴露出来了。美国财政资本的侵入，实际上加速了德国经济危机的发生。
这次经济危机对德国的打击，比起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要沉重得多，是德国历史上最尖锐、最深刻、最持久的一次经济危机
。一九三二年，当危机达到顶点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比一九二九年跌落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二，其中德国和美国最为严重。
危机期间，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百分之四十六点二，德国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点六。德国下降的幅度仅次于美国，占资本主义世界第二位，只有三分之一企业全部开工。
尤为突出的是生产资料生产的缩减，德国生产资料缩减到连日常的自然磨损都不能抵补
。柏林行情研究所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每周一览》中写道：“一九三一年德国国民经济中的现有设备，因经常磨损和退废而造成的缩减总额，显然超过了设备更新投资的全部投资额。换句话说，一九三一年德国国民经济吃光了自己的固定资本。”
一九三二年生产资料生产大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三，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煤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生铁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七十点三，钢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九，机器制造业产值下降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一，汽车产量下降了百分之六十四点二，发电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三点四，船舶吨位下降了百分之八十三点六，消费品生产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三。
生产下降延续的时间，在以往的危机中也不过几个月，而这次却有几十个月，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长的一次危机
。
这次危机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二十五年，德国退到一八九六年的水平。德国的一些大康采恩在危机的浪潮冲击下，处于摇摇欲坠和破产的境地。
钢业托拉斯被迫进行改组，毛织业的杜尔巴赫康采恩不得不宣告破产
。中小企业的处境最为严重，破产达几十万家。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德国全部工业开工率只有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工业生产能力处于闲置不用的状态，在欧洲国家中名列前茅。
工业危机引起货币信用危机，美国的信用危机在一九三三年三月才爆发，而德国在一九三一年三月以达姆斯达特银行倒闭为标志爆发了货币信用危机，
接着柏林一系列大银行几乎全部倒闭，不少金融企业宣告破产
，国库黄金储备减少了五分之四，整个信贷系统处于总崩溃的边缘。德国对外贸易在经济危机打击下也一落千丈。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出口总额减少了百分之六十九点一，进口总额减少了百分之七十点八。德国政府从一九三O年起把农产进口税提高了几倍，
限制了外国农产品打进德国市场，农业危机只不过来得迟缓些，仍然免不了遭受打击的命运
。危机造成农产品销售困难，由于农产品价格下跌，农产品销售后的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一百零二亿马克下降到一九三二年的六十五亿马克。
农民大量出卖土地，拍卖土地事件在一九三O年是四千三百一十八起，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六千九百三十一起，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农民被迫卖掉的土地达到三十六万公顷。
拍卖财产的农户在一九三一年是五千七百九十九户，而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六千九百六十一户
。大批小农破产，佃农人数迅速增加。这次危机使德国整个农业生产减少了百分之三十。
为了克服危机，德国资产阶级政府尤其是布吕宁政府，采取支持和扶助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增加新税和提高纳税额、削减工资和养老金及救济金等反动措施，把危机的沉重负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布
吕宁是在经济危机比较严重的时候上台的
。这时财政出现巨大赤字，一九三O年三月二十七日各党派在讨论如何平衡国库亏空时，在争论是提高税收还是减少社会支出的问题上发生激烈的争执，缪勒政府陷入困境。
三月二十八日，社会民主党最后一任总理缪勒辞职。从此，德国进入了所谓“总统内阁”的领导体制。根据魏玛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总统有权在非常状态下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紧急条例”，
国会尽管可以否决这些“紧急条例”，但总统可以因此而解散国会，重新进行国会选举
。因此，总统有权将国会撇在一边，任命或罢免总理。缪勒下台后，总理都是由总统任命。
在危机期间，布吕宁政府以维持对国民经济有重要作用的企业和生产部门为理由，给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提供贷款和补助金，竭力把垄断寡头和容克地主从危机中挽救出来。从危机开始到一九三〇年底，
布吕宁政府给工商界和航运界二十亿马克的贷款和保证金，这些贷款只拨给大企业
。当全国整个信用体系濒于总崩溃边缘的时候，布吕宁政府匆忙出马抢救各大银行，向这些银行发放了十亿马克以上的贷款。
一九三一年底，德国最大的康采恩联合钢铁公司遭受危机的打击，股票价格从票面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二十五下降到百分之十五。垄断资本家蒂森、伏格勒等以如果不能得到国家的支持，
就要把这个联合钢铁公司大部分的股票出卖给法国垄断资本家相要挟，迫使政府拿出了八千万马克的津贴
。同时，政府还以交易所牌价四倍的价格购买该公司的股票，以挽救联合钢铁公司的危机。
这样，布吕宁政府以保证金和救济金的名义共拨款四十六亿马克给少数大企业和公司，为它们输打气。
这些大企业和公司用这些津贴吞并了破产的中小企业价值几十亿的财产
，从而加速了经济的集中过程。布吕宁政府还通过国家订货，强制推行卡特尔化措施来扶助垄断组织。
一九三一年，布吕宁政府打着救济遭受困难的德国农业的旗号，以“援助东部”的名义拨出四十亿马克。这批救济款的主要分配原则是：
占地五公顷以下的农户获得百分之零点零八，占地五至二十公顷的农户获得百分之三点八四，占地二十公顷以上的农户获得百分之九十六点八
。这四十亿马克实际上大部分被一万三千名地主和富农侵吞，只有极少部分分给了中农和贫农，农业工人则分文未得。
布吕宁政府在整个危机期间给垄断组织和容克地主提供了一百亿以上马克的贷款和救济金。尽管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也遭受了危机的打击，
但由于政府采取了以上措施使他们在危机中的损失大为减轻
。而遭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还是德国广大劳动人民。经济危机和政府反危机措施大大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使他们生活状况不断恶化。
在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缪勒执政期间，政府新增加的捐税本来就有十二亿五千四百万马克，布吕宁上台后又增加了各种税收，
首先增加了啤酒税和零售税，仅此项就增加群众捐税达七亿五千万马克
。一九三〇年六月，德国实行了人头税，每个居民都必须缴同等附加税，人们称之为“黑人税”。
一九三O年十二月实行的烟草税，又给人民群众增加了八亿马克的负担。此外，还有什么危机税、独身税、就业税，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德国政府还以延长劳动日办法降低工人工资，或者减少计时工资
，一个熟练工人的平均计时工资从一九二八年的一点零五马克下降到一九三二年的八十四点八芬尼，一个粗工的平均计时工资由七十四点四芬尼下降到六十六点八芬尼。
工人、职员和公务员的收入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二年年中损失了三百亿马克，而在同一时期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平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在矿山工作的工人甚至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四。
一个产业工人每星期的平均工资由一九二九年的四十马克二十芬尼减少到一九三二年六月的二十二马克十芬尼
。一九三一年德国工人的工资数目比官方统计的最低生活水平还要低百分之五十八。
一九三二年，一个职员或公务员（全国有五百万）的平均月薪仅为一百五十马克，还不及一九二九年产业工人一百七十马克的工资，而百分之七十的医生每月收入还低于一百七十马克。
危机期间，德国的工资和薪金共约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另外，政府还降低了给残废者、年老退休者、寡妇和孤儿的救济金，大量减少了失业者的补助金。
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德国劳动人民的大量失业，一九二九年失业人数只有二百多万，一九三二年增加到六百多万，最多时达到八百多万，失业人数占德国全部劳动人民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八，就业人数只占百分之三十三点六，半失业人数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六。
一九二九年，失业工人每星期还可以拿到六马克至十马克五十芬尼的补助金，一九三二年大大减少了
，规定住在大城市中每人每月仅为十六马克四十四芬尼，住在中等城市为每月十四马克三十六芬尼，住在小城市每月只有十三马克十四芬尼。
这就是说，这些失业者及其家属，即大约占德国总人数四分之一的人，平均每月靠十五马克来维持生活。在失业队伍中，有不少是中小资产阶级的成员。
如手工业者破产的就达几十万家，政府职员、教师、工程师和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失业人数有十万人之多
，仅工程师和化学技师在一九三O年至一九三二年失业人数就增加了五倍。
绝大多数高等学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每年有二万六千名大学毕业生，能找到工作的仅一万至一万二千人。八千所工业专科学校和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只有八分之一能找到工作。
一九三一年，二万二千个师范毕业生，只有九百人找到工作，当上了教师
。这些失业人员同失业工人一样，走投无路，沦落为流浪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在失业者当中，青少年的状况更为悲惨。
由于政府取消了二十一岁以下失业工人的补助金，一九三一年的一百二十万失业青年中，绝大多数连一文补助金也领不到，还有八十万青年无家可归，百分之七十六的儿童到处流浪。
据医生调查，有百分之三十五的儿童患结核病，百分之五十五的儿童营养不良
。危机使农村债务连续上升，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二年，农民债务增加了十亿马克，一九三二年农民欠债高达一百二十亿马克，等于过去八年的总和。在商业界，大批小商人因社会购买力急剧下降，商店被迫停业而蒙受巨大损失。
德国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靠养老金生活的人，在危机中无以为生，而垄断组织为了维持高价，
把大批粮食毁掉了，十万担小麦被用来喂猪，饥饿的居民却连黑麦也吃不到，千百万德国人民陷入了痛苦、绝望的深渊
。这次危机给绝大多数的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他们强烈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要求推翻现存政府，渴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新政府。
加速德国危机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德国负有大量外债和巨额赔款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德国工业投资有六百三十亿马克，其中外债就有三百亿马克，一九三O年德国外债为二百五十五亿马克。
结语
巨大的赔款数额更是德国日益沉重的负担。
德国政府声称无力偿付每年二十五亿马克的赔款，千方百计要求修改“道威斯计划”的赔款问题
。美国不是属于向德国索取赔款的国家，而是德国的债权国，希望德国经济地位巩固，以便能更快地获得在德国的投资利息，因此，积极支持德国政府关于重新研究德国赔款问题的要求。
参考资料：
《外交史》
《现代资本主义和经济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