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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堂课：茶马古道
导读：普洱茶缔造的遗产——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并不是一个古已有之的概念，正如“丝绸之路”一称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提出的概念。话语即权力，命名也是一种权力。一百多年以来，“丝绸之路”几乎占据了我们对东西方交通往来以及文化交流的所有想象。幸运的是，想象的边界并未停止，它跟随人类的探索和叙事不断拓展。20世纪90年代，“茶马古道”这一命名的诞生，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想象世界，这次命名对现实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2年，“茶马古道六君子”（木霁弘、徐涌涛、陈保亚、王晓松、李旭、李林）在《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一书中将云南对外交通道路统称为“茶马古道”。这个命名不是学者凭空想象，它的诞生经历了艰辛的考察和严谨的求证。
“茶马古道”命名的故事还要往前诉说。1987年，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木霁弘与其同学徐涌涛在《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里最先提出“茶马之道”这一称谓，之前这里被称为“西南丝绸之路”的一段。木霁弘坦言，当时只是为了把话语权抓在中国人手里。
随着对这一区域的深入研究，1990年７月，木霁弘倡导的穿越滇、川、藏三省的文化考察，获得了中甸县志办、迪庆州民委藏学研究室、中甸区划办、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文化中心、云南大学中文系的经费支持。
在各方的支持下，“茶马古道六君子”完成了历时100多天的考察。他们的步行路线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此行翻越了几十座四千七百米以上的大雪山，跨过了金沙江、怒江、澜沧江等数十条激流，出入几百个村落，搜集了近百万字的资料，拍下了三千多张纪实照片，录下了上百盘民间故事和音乐磁带，采集了上千个实物标本。
这次考察成果获得了云南大学学术委员会的认可，最后合著成书——《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并于1992年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后，6位考察者中的木霁弘、陈保亚、李旭分别刊发论文，继续就“茶马古道”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民族文化、价值以及意义各方面做了探讨。“茶马古道”的研究重构了云南区域研究新体系，但这一阶段主要是学术层面上的探讨，并没有形成一个广为人知的概念。后来通过影视、互联网、旅游图书等宣传，茶马古道成为一时的研究热点。
当“茶马古道”呈现在六个云南学者的书中时，他们或许还未意识到日后将发生什么。仅仅20多年的时间，这条古道就完成了从概念到产业的转变。在这20年多年的时间里，“茶马古道”从一个纯粹的学术概念，发展为一系列大众流行文化符号，再变成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品牌，拉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推动“茶马古道”不断上升发展的动力，是这一区域文化的活力，它是澜沧江两岸云南普洱茶所缔造的传奇。
茶叶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输出物品之一，“茶输世界”输出的是一种饮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亚热带雨林的大叶茶被制成各种形制的茶，从马背上走向缅甸、印度，走向中国西藏等其他省市。在马队浩浩荡荡的行驶中，马锅头（马帮的首领）的吆喝声、马帮的铃声、马蹄声，伴着水声、风声交错响起。
普洱茶的兴起，既是“茶马古道”产业化效应的体现，也再次让“茶马古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马帮和古道都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唯有茶依旧焕发出活力，而这也让与“茶马古道”相关的元素彻底商业化。具有几千年饮茶史的中国，从来没有哪种茶像普洱茶这样，在短短的时间里可以爆发出如此巨大的影响力。
2005年，马帮进京，这支由30多个赶马人、120匹马组成的云南马帮，驮着约4吨普洱茶，直奔北京而去；2006年，云南省普洱茶协会成立，“茶马古道”临界碑在宁洱树立，这一年《普洱》杂志创刊；2007年“百年贡茶回归故里”，思茅市改名普洱市，政府与商业合力，让这条古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那一年，“普洱茶”与“房奴”“基金”一道成为CCTV年度经济的三个关键词；2008年，普洱茶进入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2013年5月，“茶马古道”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一切还在继续……
茶马古道因茶而起，因茶而兴，因茶而盛。普洱茶与“茶马古道”，藏着太多的故事，等着我们不断述说。本章七篇选文，囊括了茶马古道的命名者木霁弘对茶马古道内涵的解读，节选了沿着茶马古道进入茶区的茶叶专家肖时英亲历的马帮之旅，摘选了茶叶重镇——易武老乡长张毅对原产地茶业的论述，以及民国年间学者谭方之对滇茶藏销的叙述。我们试图多角度对茶马古道进行描述，为读者勾勒出茶马古道上的茶香、人情和历史况味。
经典原文一：茶马古道的缘起与内涵
木霁弘
一、茶马古道缘起
1987年8月首次到滇西北的中甸搞方言调查，同徐涌涛、张宪、李林一行到了丽江、迪庆交界的金沙江一线，其间细访当地人家，得知该地有一条通往西藏的古道。一个在抗日战争时到过印度的马锅头硬领着我们到八里地外的山间去看一看马帮走过的石路，许多寸许的马蹄印，让人产生无限的感慨。接着我又看到了另一个历史的景致，在塔城巨大的山崖上有几个孔洞，这是唐代穿铁索修桥留下的孔，想见一千多年前唐王朝与南诏联军和吐蕃大军为争夺此桥进行了无数的生死之战，于是我有一种潜意识的感觉，古道、铁索、马帮总该意味着点什么？在中甸，听当地文化老人松秀清讲了一种很古老的习俗——茶会。看来从某种角度看，茶是人与人、人与神共通的物品。无怪乎，藏族古谚有这样的话：“加察热！加霞热！加梭热！”把此话翻译成汉语就是：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我和涌涛、李林终于悟到，把马、古道、茶归结一体，这不就是茶马古道了吗？这种情态颇有点“古道、西风、瘦马”的味道，而马锅头则就是断肠人了。我看见了“茶马古道”在中甸的一部分，这是现实的也是虚幻的，我们开始做“茶马古道”的梦。
1988年我受涌涛和段志诚先生之托，为中甸县志办辑校了一部20万字的《中甸汉文历史资料汇编》，于是对茶马古道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在该书的序言里便也就提出了“茶马之道”的名称。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陈保亚和我一同谈起田野考察之事，认为应当抓住时机，对茶马古道进行考察。此事经同徐涌涛、李林商量，大家击掌叫好。考察需要经费，中甸县志办的段志诚先生在志办经费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了我们6000元的考察费，而云南大学的张文勋、李子贤等先生也为我们张罗申请科研经费。为了使此次考察搞好，当时邀约了藏语及《格萨尔王》专家王晓松以及李德佑、秦臻（后二人因故未能参加考察）。正好李旭为写硕士论文《超越死亡》1989年曾到过西藏，也就约其一同考察，一切皆准备就绪……
做了多年的茶马古道的梦，终于实现在1990年7月我和陈保亚、徐涌涛、王晓松、李林、李旭脚踏实地地和马帮走在的“茶马古道”上。这一百多天的步行考察，从云南德钦到西藏昌都，接着又转向四川康定，进而折回中甸，二千七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经过了雪山峡谷，经过了……同时也和马帮一同经历了生和死的考验。显然茶马古道成了我们“安身立命”的所在。
从不了解茶马古道，到6人步行考察，以至出版《滇藏川“大三角”文化探秘》，完成茶马古道命名，这都是因为其魅力所致。考察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能拍一部茶马古道的纪录片的话，那一定会“饱死人类的眼”。
有一个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其大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为经典之作，曾倾倒了无数中外读者。书我早已知道，但直到1999年7月27日才购得，急读之后便是激动，他的“丝绸之路”同我们的“茶马古道”有相通之处，我觉得我是能够和他心心相印的。田野作业的艰苦、奇特、惊险、趣味将给人无限的感慨和遐想。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的知识没有一样是少得了的。在茶马古道上我们将领略：西双版纳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祭坛上的火文化、白族的本主文化、纳西族的东巴文化、藏族的雪域文化……博大精深统摄着“茶马古道”。
当我们看着傣族少女变幻着手指造势，演绎着孔雀舞姿之时，彝族男娃也在摆动着莫测的双脚、重现着祖先打猎的场景，而雪域的藏族却在手搭背地弓着腰亦步亦趋地跳着沉重的“锅庄”……我们见到了百越系民族欢快的泼水节，也见到了氐羌系民族的火把节。对歌、哭婚、串姑娘、踏月亮、阿夏婚、父子连名制……古老的婚姻家庭习俗仍然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烤茶、三道茶、油茶、酥油茶，茶文化得到发扬光大。茶马古道是：
——文明文化传播古道
——中外交流通道
——民族迁徙走廊
——宗教传播大道
——民族和平之路
……
二、茶马古道的内涵
我们的双足一踏上这条古道——茶马古道，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袭来。在马帮阵阵的响铃声中，我们体验到中国西南部特有的文化带所具有的一种摄人心魄的内核，它自古至今延续着的血脉文化，包孕了那么多的民族群体文化，那么多的“个体”文化及“混合”文化。对这条古道的探险旅游，深刻了我们对滇、藏、川“大三角”茶马古道地带的了解。探险路线所经的很多地方至今还从未有过其他旅行者的足迹，它是一条足够让世人惊诧并欲穷其究竟的古道。
10年过去了，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茶马古道”研究已渐成气候。但总的来说，“茶马古道”的研究仍还有许多的欠缺。到目前为止，还只是解决了一个“空白”问题，“丝绸之路”的研究已逾百年，而“茶马古道”的研究才是开了一个头。
“茶马古道”很多地段已经被现代的“滇藏路”“川藏路”所替代，当众多的汽车开向昌都、拉萨，开向尼泊尔甚至遥远的中亚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马帮时代就将在20世纪末结束。但人类的老朋友，帮助人们跨越时代、走向文明的马仍让我们感到永恒无限的爱。古道、马，那是怎样的一种让人产生怀旧情愫的名词，如果你骑着马，吆喝着驮着茶叶的马队，行进在坎坷蜿蜒的山间小道上时，你将会伴随着历史，浸润在难以言传的历史与现实中。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大月氏，在大夏见筇竹及木棉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商路从云南和四川通往身毒（印度）。
张骞被囚10年之后，回到汉朝，向汉武帝禀报了西域诸国的各种情况，并告诉说汉域版图中的云南、四川同印度、波斯有着商贸往来。汉武帝雄才大略，身毒道的发现，引发了其开发西南夷的雄心。于是汉武帝遣四路使臣前往云南寻找“身毒道”（云南、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不幸的是使臣们纷纷受阻或被杀于滇部落。为讨伐滇人，汉武帝在长安仿云南洱海外形开凿昆明池演习水兵，从此云南历史上有了“汉习楼船”的故事。张骞出使西域，确认了云南很早就和现今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有了交往，而汉武帝遣使者远征，让中原接触到了西南边疆的文化。西汉王朝明白，一旦打通这商道，西方文明将会和中原文明相接触，商贸、艺术、文化的交流将会有新的通道。
这条古道静默着。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古道又恢复了它的喧嚣。唐朝的樊绰写了一本很著名的《云南志》（也叫《蛮书》），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滇茶入藏的道路。
该路有两条：一条是从云南的南部西双版纳、思茅经临沧、保山、大理、怒江、丽江、迪庆到四川的甘孜及西藏的昌都、察隅、波密、林芝、拉萨，再进入尼泊尔、锡金、不丹、印度、阿富汗；另一条是从四川的雅安出发，经康定到昌都的左贡同云南之道相汇。茶马古道在时间和空间上内涵宏大，它是亚洲大陆上庞大的以茶叶为纽带的古道网络。随着茶叶为载体的商贸日趋发达，宋、元、明、清历代大大强化了这条道路，由此形成了亚洲大陆最为庞大复杂的商业道路。
中国北方的丝绸之路已是名满天下，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的概念到如今已有131年，但它的显赫是随着20世纪初中国西部探险考察热而产生的。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丝绸之路》电视片更是让人记忆犹新，一个叫喜多郎的日本人为其谱写的同名音乐已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在中国的大西南同样有着一条可同“丝绸之路”相媲美的“茶马古道”。该路概念提出仅10年，但它已逐步被学术界所认可，此路将伴同20世纪末人们对中国大西南的开发与探险而广为人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条古道是东西方互接的“脐带”。从文化和历史的视点出发，它是连接世界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不同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这条古道上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它是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马帮在不断地游动，茶叶从一个商人手中转到另一个商人手中，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等等将这些茶叶一站转一站，送到世界的另一边。茶叶成了连接不同民族的纽带，并形成了一条条无穷无尽的商路。
我们应当确定：
茶马古道运行范围在中国主要包括滇、藏、川三大区域，外围可延伸到广西、贵州等省。而国外则直接到达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东南亚的缅甸、越南、老挝、泰国，进一步还涉及南亚、西南亚、东南亚的另外一些国家。
茶马古道的线路以现今西双版纳，思茅的勐腊、勐海、普洱、思茅、澜沧等产茶地为中心地来扩散开，向西北行走，经过景谷、镇沅、景东、南涧、巍山、大理、洱源、剑川、鹤庆、丽江、中甸、德钦、左贡、邦达、察隅或昌都、洛隆宗、工布江达、拉萨，可从江孜、亚东分别到缅甸、尼泊尔、印度。
从现今的四川雅安出发，经泸定、康定、理塘、巴塘、昌都、拉萨等地，到达尼泊尔、印度。
另外，我们认为“身毒道”“滇越麋泠道”等均应该视为“茶马古道”。有学者认为“身毒道”“进桑麋泠道”“茶马古道”“剑南道”“大秦道”“西蜀经吐蕃通天竺道”等组合成“南方丝绸之路”。这个说法我们觉得不妥，理由如下：
（1）“南方丝绸之路”的名称，显然因为中国北方有条丝绸之路，故而使用的一个模仿式的名称，这让人感到生硬，总觉得和我们现实中的这条路离得太远太远。
（2）“南方丝绸之路”只是一种文本考证意义上的线路，它的现实性成分较少，其对商业、文化贡献缺乏确定性。
（3）不能概括大西南特有的路途和自身的商品载体，“丝绸”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大西南同外界商品交易的主体。
（4）“茶马古道”传输着茶文化，茶至今仍是世界第一饮料，可以认定云南和四川南部是茶的原生地和原产地。
（5）张骞推测的“身毒道”也只能是商道，而不是丝绸路，而“茶马古道”是一条活生生的道路，至今仍在运转，其于史实也班班可考。
用“茶马古道”命名，并统摄历史上当时大西南的对外商品交易道路更符合该地区历史与现实的情况。
在时间上分三段：公元前4世纪至唐代，唐代至1949年，1949年至今。
商品主要是茶、盐、棉布、丝、药材等，负载是骡马、牦牛再加上人背肩扛。
茶马古道至今还有强大的生命活力，特别是在大西南的山谷河沟地带，马帮仍然络绎不绝。横断山地带地形复杂，没有哪一条古道像茶马古道那样险要。这里的地质结构多为堆积层，地质变化复杂，常有大的泥石流、大滑坡发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独龙江等把高原切割成许多山峰峡谷。江河纵横，人们主要靠皮筏或溜索来横渡。马道很窄，一般是两尺见宽或更窄，乱石叠嶂，路和雪水溪流常常不分，行动起来极艰难。马帮在山中行走，一日气候数变，时而登上寒冷的雪山，时而沉下炎热的河谷地带，短期内在这些地带筑起现代化的公路、铁路网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需求使茶马古道顽强地生存下来了，因为藏民需要川、滇的茶和盐，川、滇的人需要藏区的马、骡、羊毛、牛羊皮、麝香、虫草等山货和各种名贵的药材，马帮的使命不能终止。如果你是在古道上考察，沿途随时可以看到马帮驮着松茸、虫草、羊毛、牛羊皮从草原上、从山林中走来。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亚洲大陆上唯一一条还在运转的文明古道，这对于研究古代文明传播是活生生的实例。
茶马古道以茶文化为其独特的个性，在亚洲文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她扎根在亚洲板块最险峻的横断山脉；她维系着两个内聚力最强的文化集团：藏文化集团和汉文化集团；她分布在民族种类最多、最复杂的滇、川、藏及东南亚和印度文化圈上；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至今发挥着她的活力。
对于茶马古道而言，旅人、商人、探险家、僧人……都是匆匆过客。而在人类历史过程中最漫长的这条艰险之道上，推动古道繁荣的茶马贸易已经衰退，但仍能想象那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和热气腾腾的生活，那人类不畏艰难的“茶马古道”精神，将会给中国的大西南带来灿烂前景。
我们将看到风景如画、不同民族的生活画卷，以及西双版纳和喜马拉雅“两极”文化的神秘。热带雨林、苍山洱海、东巴象形文、丽江古城世界文化遗产、横断山脉、“三江并流”、墨脱、察隅、布达拉宫等等，一切的一切将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
——节选自：木霁弘著，《茶马古道考察纪事》，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经典原文二：亲历马帮之旅
肖时英
马帮从思茅往南行，就到了西双版纳境内的普腾坝（普文）。
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缘，很多地方属热带和亚热带气候，充足的阳光，充沛的雨量和静风环境，孕育着茫茫林海，茶马古道好似林海中的航道，马帮就是林海之舟，普文宛如林海中的第一号码头。当晚我们这队林海之舟来到一号码头歇宿。
大开河从坝子中间悠悠流过，河岸上尽是白花花毛茸茸的芦苇，离河不远处有一傣家寨子，我们就在寨子边的草地上开凉。碰巧，寨子里不知有什么喜事登门，不时从竹楼里传出歌声和欢叫声，闹得我们难以成眠。我们和甘大哥索性起身，循声寻到竹楼去看个究竟，只见竹楼的火塘边有许多傣家男女，盘腿坐成一圈，其中一位髻上插着鲜花的中年妇女，用扇子遮住脸，唱着歌（傣族称赞哈，民间专事唱歌的人）。另有一位扎白布包头的男子，吹缅笛（巴乌），为之伴奏。每唱完一段，听歌人便齐声发出:“水—水—水水水”的喝彩声。原来这“水”便是傣语“好”的意思。接着便是听歌人举杯喝酒，用手抓吃烤鱼、烤肉，席上还有任看热闹的人随意拿吃的木瓜、芭蕉、花生，还有一种叫“考糯梭”的用叶子包的精米粑粑。茶是少不了的，不喝酒的人就给他敬茶。一位好客的“波陶”（老人）要给我们吃木瓜，甘大哥忙摆手说：你们水土不服，没吃过的东西不能吃，吃了会生病的。于是我们只好望着那水灵灵、黄灿灿的木瓜，馋涎欲滴了。
因为翌日要赶路，我们只听了一会傣歌便悄悄下了竹楼去睡觉。可是仍然听到女歌手一段一段不停地唱，那有点嘶哑、充满感情的歌声，像是在倾诉一个缠绵悱恻的故事。“水—水—水”的喝彩声不时响起，不知何时这深夜“歌会”才尽兴散去。
这是我第一次听傣歌，虽听不懂歌中词意，但从此记住了“巴乌”奏出的低沉深情的音律，记住了“赞哈”柔软缠绵、如泣如诉的歌声。这也是我第一次登上竹楼，看到傣家人和谐、友善地相聚在一起，无忧无虑地欢笑、唱歌，逍遥自在地喝酒、饮茶，使我受到一次傣族文化的熏陶。
马帮离开普文坝后，进入连绵起伏的山林。林中的路多为土路，路面坎坷不平，湿漉漉的，土壤和落叶被马蹄踏成了泥泞，时时有使人滑倒的危险。有些地方被马踏成了“烂泥塘”，常有驮马陷入泥中，要赶马人卸下驮子，连拉带抬，马才能越过泥塘。有的地方路面虽铺过石头，但多被马踏成了碎屑，或被踏入土中，只有那些块大质硬的石头露出地面。而有的地方石头本来深埋在土中，却被驮马睬踏露出了地面。鲁迅先生的名言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这漫漫茶马道不正是千年百代的赶马人和驮马前仆后继走出来的吗？在幽静的林中走长路容易使人产生寂寞感。为减轻寂寞，我们一路唱着歌，分散了注意力，还是摔了不少跤。尤其木兰摔的跤更多，但她跌倒又爬起来，仍然唱着歌，继续赶路。以至于甘大哥时时提醒她：喂，大学生，不要只顾唱歌，要集中注意力赶路！
路上，我们不断地摔跤，但我们仍乐观地唱着歌。至今还记得我们在路上最爱唱的那支歌：“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走在那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这歌声伴着我们走过崇山峻岭，这歌声给了我们永远向前的力量。
跟着马帮走了几天山路，我们胆子越来越大了，认为只要跟着驮马的蹄痕走，就不会迷失方向，所以经常掉队。甘大哥招呼我们要紧跟马帮，说林区深处窝藏有各种猛兽，会出其不意地袭击走失的人和马，说不定就在这支马帮的后头就有老虎豹子跟踪着呢。
到松山岭开凉时，马锅头郑重其事地宣布：松山岭和大渡岗这一带地方，老百姓的牛和马帮的马，被老虎、豹子咬死的事经常发生。夜里开凉大家要靠近睡在一起，火堆要通夜燃烧，吃的菜只能煮不能炒，炒菜的香味会招来虎豹。不能单独行动，大小便得三人以上同去，出了事才有报信的。这夜，我们和赶马人围着篝火躺着，听赶马人讲自己经历过的马帮与盗贼和猛兽搏斗的故事，深夜才睡。
马锅头叫大家提高警惕以防野兽攻击，绝不是吓唬人的。到大渡岗开凉时，有村民来给马帮报信：前几天，他们的牛在对面荒坡上吃草，大白天的被老虎咬断脖颈骨，流血过多，死了。
为了加强防卫，马锅头们把马集中拴牢在木桩上，马驮子安置在马的外围，再在最外围生起一堆连一堆冒烟的火堆，人凑在一起睡在马驮子旁边。赶马人和武装护卫人员轮换着守在火堆旁，添柴湊火，还把那些较粗的柴火从火堆里抽出来，分散丢放在最外围，任其冒烟，构成一道“火烟”防线。
到了半夜，马匹突然发出不安的嘶叫声。这时甘大哥等战士们对着天空放排枪，乒乒乓乓的枪声震撼着寂静的山岭，悠长的回声在夜空久久回荡，驮马渐渐安静下来。次日早晨，赶马人在离马帮宿地不远处发现了豹子来回走动的脚印。
马帮继续前进，从高山顶上的大渡岗一直下坡来到气候炎热的关坪坝。其实。关坪不是坝子而是一道很长的“夹皮山沟”。有一条小溪顺着峡谷流淌，溪两边尽是高高的树木。马帮沿着小溪向前走着，走着、走着，忽然从溪边的树林里跑出来三个找野菜的傣家“卜哨”（姑娘），她们满脸惊色地向赶马人比比画画地说了一阵傣话。原来她们是来找野菜的，却在溪边树林后的一片荒地里发现了大蟒蛇。
有两位年轻的赶马人立即随傣族姑娘去到那片荒地，只见一条大蟒蛇吞下一头麂子，鼓胀着蛇肚躺着动弹不得。赶马人捉拿蛇有高招，他们砍根结实的树权叉住蛇头，用野葛根藤拴住蛇脖子，把蛇捆在长木棒上，两人一晃一晃地把蟒蛇抬回来了。
当天马帮提早“开凉”。几个赶马人利索地剥了蟒皮、剁好蛇肉，还从寨子里买来几只大公鸡和蛇肉煮在一起，盛了几大盆，让大家美美地吃了顿一龙（蛇）凤（鸡）野餐。当时还没有动物保护法规，人们缺乏保护野生动物和生态环境的意识，因此并未觉得这顿野餐有什么不妥。
马帮从关坪沿着峡谷雨林前进，进入小勐养坝子。马锅头给驮马下了驮子，放马进稻田去吃谷茬和青草。甘大哥和我们来到一棵高大的榕树下，躲躲火烤似的阳光。开哨吃饭时，我们惊喜地吃到了酸菜，是从附近傣族寨子买来的，是一路上难得吃到的美食，只是水太难喝了。勐养是个干坝子，吃水靠打井，从井里提取的水泥沙重，要在碗里澄一澄，碗底上澄下厚厚一层泥沙，只能喝皮面的一层水。
因为天气炎热，马帮未在坝子里久留、便匆匆开拔，继续赶路了。马帮离开勐养后，又进入热带雨林，在荫蔽幽深的森林中走了两日，终于来到澜沧江边。
站在高高的江岸上，我们的心胸感到豁然开朗。极目遥望江对岸的车里城（允景洪），群山拥抱的空旷景洪坝子大雾迷漫，隐约可见寥寥几间竹楼的轮廓。阳光下闪亮的江水，悠悠向南流去，江边草色一片新绿……啊，春天！南国早到之春竟如此美妙！这里没有高楼和汽车，却盈溢着自然、朴素之美。槟榔树和凤尾竹渲染着异国情调，缅寺的金顶和钟声烘托着神秘的气氛。虽然如今景洪城已变成现代城市了，而它给予我们的最初印象却永远鲜明难忘。
马帮需要渡江。渡口设在江面狭窄处，有一排长长的竹排伸向江中，这就是连接渡船的跳板。渡船也是由几块又宽又长的竹排扎合而成。在我们这支马帮来到之前，已有一支马帮正在渡江，还有一支马帮等着过渡，轮到我们的马帮渡江还得等好几个小时。趁着等待过江的时机，赶马人给马“开哨（休息）”。卸掉驮子的马高兴得在沙滩上打滚，到江边饮水吃草。
轮到我们的马帮过江了。马锅头指挥着将马驮子按每次渡8—10驮安置在竹排上，叫我们跟着马驮子一起过江。竹排头尾各一人用竹竿既当撑篙又当浆划。水浅处竹排行得平稳，到了江心，水流湍急，迎头浪扑打得竹排全身抖着，汹涌的江水把竹排向下游冲行约300米，才到达江岸。
马驮子渡过江后，赶马人开始组织驮马过江。先打呼哨将驮马集合起来，由赶马人划着竹排在前引渡，再把头骡和二骡赶入江中，其余的马随后进入江中，跟着引渡的竹排浮水缓缓漂流。那马群浮在江面上，远看上去黑压压一大片。每匹马都高昂着头、竖起耳朵，只露出脊背，顺着水势，在头骡的带领下，缓缓地泅向江岸。
马帮过了江，住进景洪唯一的马店。当时的允景洪除了过去的土司衙门和外国传教的教堂是瓦房外，其他都是竹篱笆墙、草排顶房，马店也不例外，只是有个宽大的院场。院场里设有几排拴马的“门形”木架，地上摆有喂马的木槽等器具。
马锅头们像爱护自己生命一样爱护驮马，宁可自己多劳累，也不亏待驮马。在院里，赶马人对驮马进行全面检查，发现有松脱的马掌要及时更换；还要检查马背是否长了鞍疮。要把草料弄细，加喂些马料豆（煮熟的黄豆）以补充营养。对身体虚弱的马，要把马吊在门形架下，让其前脚悬空、马嘴朝上，赶马人在马嘴里放一只漏斗，把一盆调配好的生鸡蛋加红糖水通过漏斗灌入马肚里。
住在景洪马店里，我们有一种到了家里的感觉，不必担心在野外开凉被野兽叼了去，可以放心睡一觉了。可睡到半夜就被马锅头叫醒，叫我们赶快上路，随马帮到嘎东街赶摆（赶集）去。嘎东街在景洪城南郊，坐落在流沙河边，是个傣族聚居的村寨，按传统的习俗每五天赶摆一次。天色黑蒙蒙的，山民们就打着火把或点燃松柴明子，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嘎东街，在河边草皮地上将山货土产一排儿摆开，任人选购。我们的马帮也摆了几个地摊，卖些针头线脑、剪子镜子、头巾花布等切合边民需要的小商品，一边卖货，一边收购些茶叶、干木耳、药材、皮毛等土特产品，运至昆明再转销内地。以驮运为主，沿途赶摆做买卖，这已是马帮经济的传统做法。来赶摆的各族人们点着松柴明子，串来串去购买日用品和山货。天亮时赶摆进入尾声，人们陆续散去。
我们是第一次赶摆，买了香蕉和竹简香糯米饭吃。从此对赶摆有了兴趣，以后在佛海工作时常去赶摆，赶摆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为什么佛海在白天赶摆而景洪要打着火把点着松柴明子赶摆？后来我们才领悟到，景洪是热带气候，黎明前后是最凉爽的时候，打着火把赶摆图个凉快；而佛海海拔高，气候温和，可以从容地在白天赶摆。景洪是傣语，意为黎明，允景洪意为黎明之城。黎明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黎明即起，开始一天的劳作，心情好，精力足，效率高，怪不得景洪要打着火把赶摆了，黎明之城的特色正在于此。
——节选自：肖时英著，《我们亲历的云南茶——感时木荣》，云南美术出版社，2015年1月第一版。
经典原文三：六大茶山分述之易武
张毅
易武地名的由来，据方国瑜教授编撰的《云南郡县制两千年》载：由于茶业的发展，在唐朝时期易武已成为滇南经济、交通、军事的边疆重镇，当时地名叫“利润城”。这地名不知延至何时，也不知“易武”这地名始于何年，只知据《易武茶叶史话》及口碑相传，由于茶业的发展带动了各项事业欣欣向荣，进出茶山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免不了发生许多利益矛盾和冲突，甚至动武相残。也就是说，这里做生意的人曾发生武斗，为突出这事，地名就改叫为易武。1953年把易武镇划分为易平街和武庆街。
清雍正六年（1728年），胤禛皇帝赐给伍善甫（伍乍虎）世袭土把总职以来，延袭了9代200年，到民国17年，一因绝嗣，二因民国政府建立，废除出土司制度；1929—1948年间曾是镇越县政府驻地；1949—1953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镇越县人民政府驻地；1953年县级机关搬勐腊，易武设县政府派出机构区公所；1984年易武茶区分设为易武区和漫腊区；2006年易武乡与漫腊乡合并为易武乡。
……
海拔800米以下的低山丘陵地有57500余亩，适宜种植水稻、旱稻（陆稻）、苞谷、黄豆、橡胶、荔枝、柚子、芒果、香蕉等粮食及经济林果；海拔800—1800米的土地有1218300余亩，适宜种植水稻、旱稻、苞谷、黄豆、茶叶、荔枝、香蕉、桃、李、梨等粮食和经济作物；海拔1800米以上的土地的13500余亩，有大、小不等的草山草坡，可牧牛羊。
全茶区都被绿色植物覆盖，其中有原始森林492500余亩，占土地面积约38%；疏林地647700余亩，占50%；竹林20400亩，占1.5%；石山林40000亩，占3%（石山林指长在石灰岩上的树林）。
据2004年4月西双版纳州农业局、茶叶协会共同组织有关专家、技术员普查，易武茶山现有古茶园29662亩，其中采摘面积15200亩，产量60吨左右；漫撒茶山有古茶园6440亩，采摘面积2572亩，产量10吨左右，单产均比较低。
易武茶区海拔高低差1367米，由于山川交错，峰谷纵横，地形多变，呈立体性气候特点。海拔800米以下属湿热地带，年平均气温≥21℃，基本无霜，只有多年偶见一次，适宜橡胶种植。海拔800—1200米属南亚热带潮湿气候，年平均气温19℃—20℃，年积温6000℃—7000℃，最热月平均气温23℃，最冷月平均气温10℃—13℃，仅出现在12月下旬或来年1月上、中旬，最低气温－5℃—－2℃，有轻霜3—7天，也出现在上述日期。海拔1200米以上属南亚热带向中亚热带过渡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低于19℃，年积温6000℃左右，最热月平均气温低于22℃以下，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10℃，也出现在12月至来年1月，年霜日出现7—10天。
易武茶区年降雨量1700—2100毫米，一般年景1800—1900毫米，月月都有雨，其中降雨最多的是5—10月，达1540毫米左右，占全年降雨量的85%；11月至来年4月为250毫米左右，占全年降雨量的15%。全茶区日照时数达1820—1880小时，因山峰、沟壑纵横交错，林木、草地全覆盖，漫射光多，再加上土壤有机质含量高，土层深厚，疏松肥沃，PH在4.5—6.5之间的土地占80%以上，是山茶科植物繁衍子孙的最好摇篮。在人们的记传中，易武茶区最大的大茶树是茶王树寨的茶王树，其围茎达340厘米，高12米多，树冠很大，每年开始采春茶时，首先要杀猪祭祀，由寨中长老背诵祭语，方才能爬上茶树采茶，全寨会采茶的都去采，当天要采完，光一水茶（一年采四水茶）就可以采得一担加一只（约90千克）。茶王树寨就是以这株茶王树得名的。主干已在民国24年（1935年）枯死。
1957年11月23日，云南农科院茶叶研究所第一任所长蒋铨先生与易武农技站张绍儒、杨家寨农民张六四、段寿康等4人前去考察时，一大片茶林都是高6米以上的粗细茶林，大的围茎1.2米以上，小的也有50厘米左右，显然小的茶树是大茶树上落下的茶籽自然生长起来的，是栽培型大叶白毫，他们测量了几株，其一茎粗104厘米，分4枝，分别是24厘米、33厘米、31厘米、54厘米、高800厘米；另一株围茎120厘米，分4枝，茎粗分别是43厘米、43.5米、26厘米、32厘米。据蒋铨先生讲“这片茶树平均茎粗不下于江外（澜沧江以西）勐海县南糯山茶王树周围的茶树群，而树高则远远超过南糯山茶树，南糯山茶树栽培于当地哈尼族55代以前，这里的茶树林树龄当然也不会低于南糯山的茶树群”。
1985年10月，勐腊县副县长伍永文及中共易武区委书记周灿环一行5人到易武黑水垭口左侧考察一株野生大茶树，高11.3米，围茎208厘米，也属于大叶白毫，1988年被野火烧死。
2002年元月15日，笔者带领日本艾知大学教授松下智先生一行13人到黑水梁子考察一株野生大茶树，高15米，围茎180厘米，可惜已被野火烧死。
2002年3月19日，笔者与易武乡政府朱光发、杨富贵先生，向导盘小老（瑶族）一行4人到易武金场河头右侧考察一片10余亩的野生大茶树林，围茎140厘米的有4株，高12—15米；围茎110—132厘米的有5株，高10—14米，其余的大大小小、高高矮矮不计其数。这片野生大茶树林地处海拔1800米左右，距易武乡政府驻地18公里，方便参观考察。距易武乡政府最近的栽培型大叶白毫大茶树，位于距易武街7公里的落水洞村后面，车子可直达。另一片野生大茶林位于距易武30余公里的刮风寨王罗河畔，面积约50余亩。最大的一株已两次被砍，还被火烧过，茎粗205厘米，在距地面一米高的茶树桩上还发有几枝茶枝。距这株50米处有一株茎粗198厘米，高15米，分4枝，茎粗分别是57厘米、54厘米、50厘米、45厘米。其余茶树高高矮矮、大大小小、世世代代自然繁衍生长。
易武茶区的种茶方法，自公元220年左右将野生茶苗引来家旁种植作药用，后来需要量越来越多，并发展为饮料，既然可以卖钱，许多人便相约搬到野生茶林多的地方，将野生茶林改造为人工方便采摘的茶园。在唐朝“大兴土木”时期可改造的野生茶林少了，便开始进行人工种植，先备好地，待茶籽成熟时采茶籽来，以株距2米左右、行距3米左右挖穴种植，每穴种茶籽2—3粒，或种1—2株茶苗，防止牲畜危害，每年锄草2—3次，深挖一次，不施肥，不修剪，每年锄草深埋的杂草就是很好的有机肥。当茶苗长至40厘米左右时去顶养枝，再长30—40厘米高时又去顶养枝，进行3—4次后，茶树已长高，树冠逐渐扩大，就可投入采摘，产量逐年增加，进入盛产期，每亩可产干茶150斤左右。一年采4次，第一次2—3月份采，称春茶，质量最好；第二次、第三次是4—8月份采，称二水、三水茶，质量较差；第四次是9—10份采，称谷花茶（亦称秋茶），质量比二水茶、三水茶好，比春茶次之。
采茶要采取留叶采及不留叶采，即：采春茶时除留鱼叶（发育不好的第一片叶）外，视情留1—2片真叶；采二水茶时将上次留的老叶抹去，留1—2片真叶；采三水茶时又把老叶去掉，留1—2片真叶；采秋茶时全部叶片抹掉，枯枝、病枝、寄生物全部去掉。稀植茶园（古茶园）与新茶园（密植茶园）的采摘方法不同，密植茶园除靠自然肥、化肥、激素供给肥力外，还靠叶片接受光合作用制造有机养分，供应自身生长，所以必须拥有一定的叶层厚度及面积指数。稀植茶园靠每年锄草腐烂的有机肥，及从土壤中吸收的肥力就能满足自身的肥力需要，不用施化肥，而且去掉病枝、枯枝、寄生物，叶片就去掉了病、虫害生存繁殖的场所及条件，大大减少了病、虫害的发生，不用使用农药化肥。
茶园管理得好的，一年要挖2—3次，有“七（月）挖金、八（月）挖银、十冬腊月管明春”及“茶园不挖茶芽不发”的谚语。7—8月挖土的效益是：经过1—3水茶人工采摘劳作，土壤变得板结，有些地方杂草丛生，深挖后改善土壤理化性能，促使秋茶发得更好。十冬腊月雨季已过，深挖能起到保湿、保温作用，使来年春茶萌芽早而好。
在老茶园中到处可以看到一株大茶树旁生长着许多大小不一的茶树，这是大茶树落下的茶籽自然繁殖的，茶农有意留下一部分，一是取去补稀，增加单位面积植株，二是留下替换枯老植株。
历来易武茶区的茶农对茶园的管理及毛茶（晒青毛茶）加工都比较认真，茶园除每年挖除杂草外，还注意清除鸡爪枝（不发芽的废枝），并根据茶树喜阴怕光（喜漫射光，怕直射光）的特点，砍除部分覆阴过度的杂树，特别是与茶树生长相互传染病虫害的树种，如红毛树（传染黑粉病）、红公鸡树、盐肤木、柳树、野樱桃树等传染茶毛虫的树种。而对于向阳地、覆阴差、阳光直射的茶园，适当种些覆阴树，变直射光为漫射光。
每当采茶季节，六大茶山到处是歌声、欢笑声、吆喝声，东山唱来西山合，北方吆喝南方应。各民族都有表达自己情感的民歌曲调，易武茶区除情歌对唱外，男女老少普遍爱唱的是四季采茶。即：
春季采茶茶芽发，村姑个个颜如花；
茶山处处歌声起，边唱歌来边采茶。
今年春茶早又好，收入定比往年高；
多采茶来多卖钱，全家老少喜开颜。
夏季采茶茶叶青，质量远不如头春；
满树茶叶发得多，一天采它两背箩。
认真检梗细揉制，才能卖得好价钱；
虽然价钱欠春茶，数量多了有钱花。
秋季采茶秋风凉，又采茶来又收粮；
秋茶远比夏茶好，气味馨香常思量。
留下几斤自家用，择日妹将娶新郎；
百里挑一已选定，聪明勤劳好儿男。
冬季不再采茶叶，深挖茶园不停息；
老叶废枝清除净，寄生苔藓不能留。
杂草深埋有机肥，保水松土又暖地；
冬季茶园整理好，来年茶叶产量高。
（作者：张毅）
每年开始采茶，年长的首先要认真教初学采茶的儿女及外来打工的青年人。采回的鲜叶要认真检梗，分出抓尖（盖头）、尖子、二梭、老叶片（称金飞叶）分别装箩，分别杀青，分别揉捻，分别晒干，收购加工的茶庄也分别收购保管，以便加工时好取用。
1982年开始推广密植，茶园选择好后，根据地形，开挖成台面1.5—2米宽，种植沟宽深按40厘米×50厘米×60厘米规格开挖，表土全部回沟，大行距1.5—2米，可育前移栽，也可直播，可种成单株双行，也可种成双株单行，或单株单行，株距20厘米，小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3000株左右，这种方法投产快，产量高，方便管理，2—3年投产，5—6年进入盛产期，亩产一般可达200—300市斤。缺点是需肥量大，容易发生病虫害，得施入化肥及使用农药。
过去喝茶是为了解渴，现在喝茶是为了强身健体，使用化肥、激素的茶园虽然产量高，茶叶的形状漂亮，但对人体有益的物质积累少，茶树容易发生病虫害，让人们使用农药，这对人体健康不利，因而应当从种植开始，生产无公害茶叶。
在加工时，饼茶、方茶、沱茶各加工多少均由庄主根据对方需要做出决定，饼茶（易武称元宝茶），有重6两（16两1斤的老称）的，也有重6两3钱一片的；方茶有长方形的，也有正方形的，一般3两为1片，2片包为1包。饼茶由盖头（芽尖）、尖子、二梭、老叶拼配做成。各种茶占的数量，由庄主决定。在做饼茶时将称好的尖子茶放一部分在蒸筒底，然后放入二梭及老叶片，放到蒸气孔把茶叶蒸软，取下蒸筒用梭片分三方插入蒸筒，向内倾斜并放入尖子茶，上面再放上尖子茶及小飞，盖头茶将小飞压住，复蒸至软取出倒入布袋，揉匀后放在木板上用石磨压制成形。每个加工组一般由称茶的、蒸茶的、揉茶的、压茶的、凉茶的、包茶的、搬运的、烧火加水的等八人组成。庄主每餐少不了好酒好肉好菜款持，如果招待不好，师傅们就不好好地为你加工，成品茶就会出现短斤少两（或多）、茶饼不光滑美观，甚至心子（二梭茶）会露在外面等各种问题。在抗日战争前夕，称茶、揉茶、压茶、包茶师傅的日工资是1.5个银圆，其他的是1.2个银圆。各师傅的技术都保密，互不相传，只能私下学做。抗日战争前夕的揉茶师傅有唐占春、朱连发、高定光，压茶师傅有陆摆依、肖荣光，包茶师傅有张官顺、张宝和，编茶篮师傅有刘广生、李志友、余小昌，称茶师傅有李土安、张官寿。
每茶庄加工结束的当天都要杀猪（有的杀牛）杀鸡，设宴欢送，感谢师傅们的帮助，宴毕每人还送一块好肉，给师傅们拿回家食用。
易武茶区自石屏人“奔茶山”开发以来，恢复及新种了不少茶园，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多，特别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易武同兴号、同庆号两茶庄先后制成七子饼茶、方茶、沱茶后，其他茶庄也学着做，散茶就不调思茅和普洱加工，大大方便了茶叶外运销售，增加了收入，激发了茶业经营者的积极性，植茶面积及产量不断增加。据李拂一先生编撰的《镇越县新志稿·城池篇》载：“……清嘉庆、道光年间易武茶区年产茶七万担，咸丰、同治年间产量锐减，光绪二十年（1894年）前后，易武茶区减为两万担，民国七、八年间再递减至六千至七千担，徐为光以思普区称兵独立，引起祸乱后，倚、易两区减为两三千担。”
又据《版纳文史资料》第4辑第83页载：“抗日战争前夕，蛮砖茶山产茶一千担，倚邦茶山产茶一千担，革登茶山五百担，易武茶山和漫撒茶山产茶五千担。”
茶叶不仅是易武地区的大宗商品，也是历代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历史上由于茶业的发展，易武曾是西南边疆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重要集镇，曾一度商号、茶庄、店铺林立，修路、造桥、建房、盖庙等各业欣欣向荣，热闹非凡，一派蓬勃发展景象。一千多年来，这里的各族人民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口从事粮食生产，十分之一的从事纺织、糕点、酱菜、饮食等业及其他加工，十分之八的人口从事茶叶的种植、采摘、加工和销售。粮食、猪、鸡、鸭、鱼、盐、糖、烟、布（进口布群众称洋布，当地纺织的称土布），及生活日用品，全靠外地运入供应。那时人们穿靠茶，吃靠茶，住靠茶，就医、上学全靠茶。大街小巷、男女老少谈论的也是茶，茶是易武的象征，茶成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茶是人们致富的“摇钱树”。
在清光绪年间，易武茶山包括麻黑、漫落、易武、易田等四个乡镇，茶区范围东至中、老（挝）边界，西至易武与象明接壤的小磨移垭口，南至麻芋林，北到过乃河，方圆320余平方公里。除石灰岩及陡坡峡谷外，到处都有茶园，全茶区有78个村寨，常住人口11000余户，63000余人。
其中，麻黑乡在光绪年间有大路边、刘家寨、大七树、松树林、小河边、刮风寨（勐乃坝）、大谷仓、者栗河等8个村寨，除小河边、刮风寨（勐乃坝）、大谷仓、者栗河等4个瑶族村寨不产茶外，其余4个村寨以茶为业。大路边在清乾隆年间建盖有“关帝大庙”，大殿两边对联是:
飞马斩颜良河北英雄皆丧胆
单刀会鲁肖江南弟子尽寒心
还塑有孔子、财神爷、土地爷等像，有专人看管庙内事项，每日早晚烧香、擂鼓、打映。
……
——节选自：张毅著，《古六大茶山纪实》，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经典原文四：滇茶藏销
谭方之
一、紧茶藏销
藏人视紧茶为生活必需品，由藏商骡队，自带羊毛麝香等土产，至加林崩互市。大宗贸易，在阳历十月后三月前，售出土货后，即在该地购取紧茶，返还拉萨，二十五年前，思茅茶号，向江内（倚邦易武）江外（车里佛海南峤）等地购运原料，集中思茅拣制，运至大理、下关、阿墩子，售于藏人，或古宗人。藏族之古宗队商，每年由滇西北丽江、中甸、维西等处驮运药材粉丝诸物，至滇西南出卖，或兼卖马匹，以货购茶。于阳历十一月中，由中甸南下驮运茶叶数十担，北运至德钦（阿墩子）解卸或出卖，谓之春盘；然后复至丽江卸存，谓之冬盘，次年二月下旬又南下驮运。后以民初地方不靖，商旅视为畏途，于是大部分紧茶，多由佛海经仰光印度入藏，阿墩子一途，日渐衰落。滇茶之经印入藏，在民国七年，始有商人经营，获利甚厚；民国十四五年后，商人之继起经营者颇多，惟多少资本经营，运费甚巨。抵仰后、多因资本缺乏，运输困难，加以语言文字之隔阂，推销为难，故现除洪记号及恒盛公茶号外，余均转售印商，经销印藏，惟以价格受印度人操纵，营业时有亏损，关于紧茶藏销各情，分述于下文中：
1.运输线
（1）昆明驮马——大关——盐津木船——沿横江——转金沙江
（2）佛海——思茅——景东——丽江——德钦（至此须二十七日）——昌都
（3）昆明——元谋——会理（全程二十里）
（4）澜沧——双江——缅宁——云县——顺宁——蒙化——下关——丽江——德钦——昌都
以上为滇康线之行站
2.销茶量值
滇茶销茶量值，据二十九年奚伦先生深入西藏调查所记如下：
前记之7000驮，每驮净重以110斤计，则为7700担，年输入西藏量，但实际不止于此，兹据中国茶叶公司云南办事处准运内销茶叶统计表中所载，1936年滇茶在西藏销售150万斤。按照当时西藏100万人口计，平均每人消费滇茶1.5斤。
3.紧压茶的分类
（1）春尖茶：为茶中之上品，采于清明前至谷雨后，分“头发”“二发”“三发”三等，头发茶白毫居多，二发茶叶肥质浓，三发又称“春尾”，或谓黑条，较二发茶更肥大，耐煎熬。
（2）二水茶：在芒种至大暑时采摘，细茶称“细黑条”，为紧茶表层原料；夏茶称“二介茶”，则粗细均有，为紧茶中层原料；夏尾茶或粗茶，质地粗劣，为紧茶内中所包者，过分粗老者，俗称滑皮，例须禁采。
（3）谷花茶：当禾谷开花时所采，自白露至霜降止采摘，其白毫尖较春茶尤美观，惟味淡不耐泡。
4.紧茶制造
（1）初制：初制之茶，统称“散茶”，其品质最劣者，名曰“底茶”；“二介茶”又称“高品”，较底茶为优；品质最优者，名梭边，又称“黑条”。初制之方法，将鲜叶采回后，支铁锅于场院中，举火至锅微红，每次投茶五六斤入锅，用竹木棍翻搅拌匀和，约十数分钟至二十分钟，叶身皱软，以旧衣或破布袋包之，而置诸簟上搓揉，至液汁流出黏腻成条为止，抖散铺晒一二日，干至七八成即可待估。
（2）再制：茶叶揉制前，雇汉夷妇女，将茶中枝梗老叶用手工拣除，粗老茶片经剁碎后，用作底茶，拣好之“高品”“梭边”，须分别湿以百分之三十三水，堆于屋隅，使其发酵，底茶不能潮水，否则揉成晒干后，内部发黑，不堪食用。蒸前，秤“底茶”（干）三两，“二介”“黑条”（潮）亦各三两，先将底茶入铜甑，其次二介，黑条最上，后加商标，再加黑条少许，送甑于蒸锅孔上，锅内盛水，煮达沸点，约蒸十秒钟后，将布袋套甑上，倾茶入袋，提袋振抖二三下，使底茶滑入中心，细茶包于最外，用力捏紧袋腰，自袋底向上，推揉压成心脏形，经半小时，将袋解下，以揉就之茶团堆积楼上，须经四十日，因气候潮湿，更兼黑条二介已受水湿，茶中发生Lipose类之酵素，而行发酵，俗名“发汗”。
（3）人工：制造紧茶，须用揉工四人，另用一小童司，每人每日可制一二百余至四百个，一灶共有茶师四名，一日制造共得约一千五百个。
（4）包装：紧茶每七个为一筒，用竹篾包成长筒形，每十八筒装成一篮，篮内分六层，每层三筒，二篮为一驮，共二百五十个，每个净重六两五钱至六两八钱，故每驮净重105斤至110斤。
二、紧茶藏销之先决
滇茶为藏人所好，已积沿成习，故每年于春冬两季，藏族古宗商人，跋涉河山，露宿旷野，为滇茶不远万里而来。是以紧茶一物，不仅为一种商品，可称为经济之重要联系。盖藏人之对于茶也，非如内地之为一种嗜好品，或为逸兴物，而为日常生活上所必需，大有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之概，自拉萨阿墩子（今德钦县升平镇），以至滇西北丽江转思茅，越丛山，过万水，历数月络绎不断于途中者，即此故也。1917—1918年，滇藏之途上治安失宁，运输阻梗，致一年两度之古宗商人，往往裹足不前，滇茶销路日缩，加以英人亟谋印茶藏销，安南、缅甸、泰国当局，前后相继奖励种茶，处于四面楚歌之下，销藏益盛困难矣。滇茶关系之巨，既有如此，而现状又若彼，则对于滇茶藏销种种困难先决问题，不可不力求解决，以发展将来之销路者焉。
解决滇茶藏销之内在外铄 ，无非在政治、经济、交通着手不可。
……
交通为生产运销之命脉，交通失于灵活，则商情滞碍，运费增大，康藏地居高原，道路崎岖，陆不能行车，河流湍急，无法载舟，交通路线，辄为羊肠小道；运输工具，惟挑夫、背仔、牲畜、行程费日，运费殊昂，且道途失宁，商贾裹足，即有冒险挺身而往来者，亦多苦于跋涉河山。滇茶入藏，近由昆明用驮马经下关至盐津，再改装木船，沿横江转金沙江，年来以川滇路通，可兼用汽车载运，惟滇茶运入藏卫，迄今仍用驮马。另一路则自昆明行汽车百五十里至元谋，驮马二百七十里至康东宁属之会理。云南佛海、南峤、车里所产者大都集中佛海，由缅甸之景栋，转仰光，入印度转销于西藏，手续繁杂，运费亦高，紧茶于印境内又抽以税捐，故藏销市场：以交通困难，茶运不能与需要呼应，而运费过高，茶价日涨，使印茶多竞争机会。故就滇茶入藏供应及市价而言，则非解决交通困难问题，则不能谋进展之计，且也印英商人觊觎西藏茶叶市场，在其施用垄断行为之外，更加以重视，使滇茶入藏减少，故今后滇茶入藏，当在国境之内运输，免受人钳制，得自由发展，而黄金皮毛药材种种物资，不致落于他人掌握中，藏胞之政治文化交通皆可互相向内交流。
反观印藏之间交通，果如何乎？印藏最大之站口为迦林崩，所设索引铁道，与山下火车站连接，其铁路即所谓印藏铁道之准备线，面积偏小，印藏商务，半数通过于此。由迦林崩至拉萨之大道，系经锡金东南，取道且勒峡，跨印藏边境入藏，其路程系自迦林崩下且勒峡，入春牌谷，此春牌谷，为饶裕卓莫人之家乡，沿谷而上，至其发源处，又复经过一平原，而达一乡村，曰帕里，污浊异常，但民物富庶，此路线缓行七日可达，自帕里出发，行九里许，至唐峡，在喜马拉雅山中，为入藏之主要孔道，过唐峡后，傍獭湖东岸而行，经江孜直向拉萨进发，十余日可至，在迦林崩与帕里间，多用骡马运载，由帕里至拉萨，则以犁牛与驴为主，载重之骡马，每日可行二十里，驴与犁牛则日行十里至二十里。
印藏交通，既如上述，则印茶之能侵入者，盖亦因交通便利之故也。当十三世达赖圆寂时，上海字林西报记者，曾访问前驻藏大臣温宗尧先生，温氏对于此点曾云：“印藏关系之密切，与交通便利不无关系。”故开辟国境交通路线，不仅为运茶便利，更具有政治意义。今由丽江运茶至拉萨，每包运费需四十元，此无怪滇茶在藏售价高昂。西藏居高原地带，一切交通建筑材料，不但不易输入，即凿山穿孔，工程浩大，如欲修建铁道，殊匪易易。为应日前之需要，则当以公路工程，现由成都至康定段，已大半完成，即可行车；康定至巴安之路幅，亦早已成功，略加修改，即可致用。惟昌都以西，多崇山峻岭，瘴烟颇大，修筑至为困难；然此段在前清时，亦设有驿站，盖此路为由川入藏之唯一要道，开辟亦甚为必要者焉。1941年8月，西祥公路通车，由昆明经安宁、禄丰、镇南、祥云、姚安、大姚、永仁及康宁属之会理，而达西昌，上接乐西公路，转成都或雅安，再西行抵康定，此为滇川康藏干线；但迄今初步通车，仅至西昌而已。在两路未达完成之前，对于西藏茶叶运输问题，似应由中央与地方及茶商协力统筹，组织运输队，分站分段运送，以利茶运；除由当地政府协助外，中央予以一部分之运费，得减低成本，使滇茶在西藏市场上，茶价不因运费过大，高昂茶叶市价，而减少印茶之竞争机会为度。
——节选自：《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十一期。
经典原文五：马帮文化
王明达 张锡禄
马帮都有一定的组织形式：有头领，有管事；有一定的规矩，包括分配制度、纪律、违反帮规者的惩处办法，等等。这种组织形式，按时间概念分，可分为长年性马帮与季节性马帮，前者是庞大的专业性马帮，后者是临时性的小型的“拼伙帮”，亦称“逗凑帮”。按隶属关系分，可分为官帮与民帮。按民族分，主要因地域、习俗、宗教信仰不同的关系，一般马帮主要由同一民族的赶马人自愿组织而成。按经营路线分，由于地缘关系，各地的马帮在长期的经营中逐步形成了各自一定的势力范围。现把以上四种情况分述如下：
专业性马帮有一整套严密的组织机构，这是从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从领导来讲，一般分为大锅头、二锅头、管事三个层次。大锅头一人，是整个帮子的头号首领，也称之为帮主。他要有勇又有谋、沉着镇定，面对人马的安危、路途的意外、经济上的挫折都要泰然处之，毫不惊慌失色；他对道路、驿站、桥梁、关隘等交通情况要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他要熟悉商情，对各种土特产的产地、价格、包装十分清楚，对运进的各种外货也要熟悉；他人头熟，对各种帮会、团伙及政府有关人员关系熟；对沿途各旅店的老板、老板娘、招待关系熟；对大大小小的号家、生意客关系更熟，不然人家不放心给他运货，揽不到生意；他还要熟悉本帮子人员、骡马的情况，合理安排，适当分配，使人尽其才，畜尽其力。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套管理方法，能当家理财，管人管牲口管财物。
二锅头，是二号首领，大锅头不在时，他可以掌握全盘。
管事是专门管理内部经济的。马帮的开销核算，是“人吃马头抬”，即每匹骡子都要支付一份马料钱，驮载炊具和食品的骡子叫“空驮”，马帮长途跋涉，锅、碗、瓢、勺和油、盐、酱、醋都得齐备。大马帮上路，仅空驮就需四五匹骡马驮载，这一切都要平均分摊，由管事负责核算。赶马人员与骡马的比例一般是一比四，即一位赶马人管理四匹骡马。有的也称五匹骡子为一把，一把即可成为一小帮，五把为一单帮，每帮都有“马锅头"。无骡马的赶马人，多是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被“马锅头”雇用，仅得一份微薄的工资。
要求参加马帮行列的这种赶马人，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才会被“马锅头”选用。这些条件是：
（1）身强体健，能随马帮作长途艰苦的体力劳动。
（2）有管理四匹骡马的能力，即能赶长短途；能抬驮子、卸驮子；会铡稻草、喂马料、喂马水；会钉马掌；粗懂一些医药知识等。
（3）懂得马帮的帮规，知禁忌，不乱说乱讲，一切听从马锅头的安排。
（4）有防身及抗御敌害的本领，或有一技之长，如懂一些少数民族语可当翻译；会敲铓锣，边走边敲；会当马兽医，防治马瘟马病，有给烈马钉掌的技艺等。
骡马的队伍组成也有一定的规矩，领队的依次称为头骡、二骡……最后一匹称为掌尾。头骡必须是一匹久经驯化的识途好马（骡）。它很有威信，它一动身，整个马帮即随之动身；它一停下，整队随之停下；遇有岔道，头骡走弯路，整队走弯路，没有敢走直路者；遇有桥有水的地方，头骡过桥，整队过桥，头骡涉水，整队涉水，没有例外者。主人要精心装扮它。如《赶马调》所唱：“头骡打扮玻璃镜，千珠穿满马套头，一朵红缨遮吃口，脑门心上扎绣球。”它头戴红缨、顶一簇火红的牦牛尾巴、脖挂两颗大响铃，花笼套正中镶有一面圆形“照妖镜”，前胸两边挂一簇红缨叫“前超”，后腿两边也挂一簇红缨叫“坠腿”。鞍心架梁一般有一面锦旗，旗上绣马帮的代号，如巍山县回辉登的就绣个“马”字，代表马家帮；姚安县龙家帮就绣个“龙”字，等等。
二骡又称追骡，其条件仅次于头骡，对它也要装扮：“二骡打扮挂银铃，两朵缨花飘耳根，红彩一匹一丈六，飘飘洒洒走人前。”追骡脖上挂的一串小的铜铃，一般有十八颗。
拼伙帮大多是季节性、临时性的，一般只跑短途运输。也有锅头一人、管事一人，因骡马不多，只需头骡一匹就行了，且头骡的装扮比专业帮也要逊色一些。
从隶属关系上讲，马帮又分为官帮与民帮两种，官帮是官府出面组织的，队伍一般都十分庞大，有的有骡马四五百匹以上。民帮就不一定，有大帮子也有小帮子。
从民族上分，主要有汉族、彝族、白族、回族、藏族、纳西族、普米族等帮子。
……
藏族马帮 云南省的藏族主要聚居在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德钦、维西三县。中甸、德钦系联系西藏和四川打箭炉（即今康定）的交通枢纽。该地区位于云南省西北角，自古以来为滇西北和川南藏区同西藏经济、宗教及文化交往的重要孔道。这种交通贸易来往，是通过马帮来完成的。进藏贸易是十分艰苦的，当时从德钦到拉萨，需行程三个月。强壮的藏族驮夫，身着骑马武士装，携带口粮，风餐露宿，翻过白马、太子、美丽等雪山，走过许多茫茫草原，为祖国内地同西藏的联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藏马帮，每年来去一次，春季到思茅、普洱、勐海驮运紧茶，夏季进拉萨，秋后出来。如果时间耽延，冬季大雪封山，即不能通过，因沿途既无人烟，又无旅店，必须自备帐篷，携带给养干粮，十分艰苦。走此路的马帮，主要是藏族，外地牲口难以耐此严寒。藏马体形比较小，皮毛又厚又长，有御寒的能力；再则藏族在长年的马帮生涯中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如进藏之前，要在丽江以大量酥油喂饱牲口。据藏族经验，酥油喂得越多，牲口越好。只要吃够酥油，进藏驮运一转，可以平安无事；如果牲口吃不够酥油，无抗寒能力，沿途损失，很难避免。
纳西族马帮纳西族主要的聚居地——丽江地区，是云南自古以来生产良马——“丽江马”的地区，又是云南西北与西藏、四川、印度的交通孔道，是滇藏贸易的中心。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地来的商人因安全条件、语言、气候、风俗习惯等不相适应，所以到丽江即止。同样，康、藏商人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前进，其原因是对内地相当陌生。而丽江则是与两地区接壤，边界相连，气候、语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基本融会贯通，起到藏地与内地经济交往的中介作用。纳西族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纳西族的马帮起了极大的作用。
纳西族的马帮形成很早，清代以后得到很大的发展。其显著的特点是商帮自养马帮，自驮、自运，盈亏自负。不像其他马帮，仅仅是商家的运输队伍，只得运费，而商品有利润与否是不用操心的。举例介绍近现代的纳西族的部分马帮如下：
李悦 清初以马帮运输到拉萨贸易，是一个著名的富商，西藏人称“匆本李悦”（匆是生意，本是官。）
李鸿耀 开“锡顺鸿”商号，光绪初年在西藏开药铺，兼营土杂、布匹。结识军门提督杨玉科，由杨投资经营西藏生意，有大批马帮，派弟鸿高走西藏做“藏客”生意，兼营山货药材，命三弟同和立本到广州、香港等地销售，成为丽江富商，名著一时。
赖耀彩开“仁和昌”商号，清光绪初年，到中甸设号，经营山货药材。后赖敬庵继承商号，设分号于下关、昆明、康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转变业务，设分号于拉萨、印度的加尔各答，经营物资进口，自养驮骡180多头，分为四帮，往来运输。根据1943年盘存，有流动资金滇半开银币60万元。西藏人称其为“赖家昌”，是藏语“大资本家”的誉称。
杨子祥 创“恒足祥”商号，清末民初组织马帮由亲戚杨崇兴（龙蟠和万华父亲）代理马帮走西藏做“藏客”生意，由丽江采购茶、糖、土杂进藏，办回氆氇、褥子、皮条、羊皮等，数年之间，马帮发展到七八十匹骡子。后自己乏人经营，将全部骡马作价归杨崇兴经营。杨之子和万华开“元德和”商号，到1949年底止，有资本四五万元。
杨嘉泽 起初是“仁和昌”商号学徒，颇精干，有才能。由仁和昌资助借给他数百元，自赶骡马三五头，做山货药材，逐渐发展，至骡马二三十匹，“腊都”（藏族雇佣者）七八人。走康定、拉萨，在藏族商人和贵族间颇有信誉。
和幼臣 起先，在德钦“锦顺和”当学徒，后来自养驮骡二十多匹，走西藏做“藏客”生意，有“腊都”五六人，每年夏去冬回。春季到康定采办雅安砖茶，成都丝杂卡打，同时到印度加尔各答，做进出口生意，数十年如一日，至1949年底，约有资本两万元。
《纳西族简史》总结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滇、藏贸易十分活跃，维西、宁蒗等纳西族地区，成了重要的商道和过往马帮们的歇足地。各种货物由内地经过这里远销西藏和印度，这就使纳西族中原来从事季节性赶马活动的人，逐渐转入以赶马经商为主要职业。由于赶马经商获利甚厚，引起了人们的羡慕和向往。不仅大多数家庭抽出男子从事赶马运输，就是那些缺乏骡马的人户，也有人通过押出土地来购买骡马，以便从赶马经商中谋利。‘汉人发财靠买田地，摩梭发财靠买骡马。’这一当地民谚，生动地反映了纳西族对赶马运输业的重视。连永宁土司和总管也派有家奴和佣工，组成马帮商队，常年从事商业活动。据1956年的统计，在宁蒗的永宁和维西的永兴等地，约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庭主要成员兼营赶马运输业。赶马运输业的兴起和繁荣，给纳西族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普米族马帮 普米族善养马、骡，每个村都有马帮，大多组成一个集体，并选一个领头主持，互相照顾。一般每人管六匹马，并携带途中必需的锅、水桶、粮食、猪膘、盐和马料等物。赶马人出门时，男子携带一把短刀，作护身或切削东西之用，腰上系挂一小巧的多格皮腰口袋，内装取火工具、烟、钱等随身必备的零星物品，肩上斜挎一个口小腹大的皮口袋，内装干粮和其他物件，背运东西，常以皮绳捆拴，不用背架。
普米族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前，由于物质生活水平较低，文化水平也极有限，所以连算盘这样的计算工具也不使用。日常生活中需要计算时，则以石子和粮食等物作数码计算。如当地赶马经商的人结账时，取大、中、小石子若干，代表百、十、个位，计算时每个人报告自己支付的数字，就在地上堆相应的石子。最后看石子总数的多少就知道总支付的数目。然后按人分摊，每人一份。扣除自己垫出的部分，最后实行多退少补。
以驮运的路线来分，云南马帮则又可分为东路、西路、南路、西北路四大马帮。
东路马帮以昭通为转运的重心。驮运货物是由昆明到昭通，转运至盐津渡（老鸦滩），方雇船至横江，下船到宜宾。东路马帮的大锅头有王登云、龙光荣、许金润等，能随时组合几百匹牲口、甚至千多牲口。由昆明往昭通运四川的货物，主要有下关的沱茶、迤西的大烟、以及棉纱、匹头、纺经、药材等内销商品。由四川宜宾到云南运往缅甸的货物，有四川条丝、纺丝、川芋、丝绸、药材等。另外支线马帮数百匹驮运宣威火腿、巧家小龙猪油、东川铜器，来往于昆明至昭通达四川沿线，也是东路马帮不可忽视的力量。
西路马帮以滇西下关为转运的重心。其常年走缅甸仰光→大理→昆明一线。马帮行话叫走通梢。走这条线的主要帮子是楚雄帮、大姚帮、姚安帮以及大理洱海地区的白族帮。
他们从缅甸的仰光或中国的芒市驮运洋纱或布匹、洋油（美孚行水火油）和日用杂货到大理或昆明。又从昆明、大理等地驮大锡、猪鬃、山货药材、石磺、茶叶等到缅甸。
南路马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在清朝末年，法国殖民主义者侵占了越南，修成了滇越铁路，云南出口物资可由昆明经滇越铁路直达海防出口，南路主干线的运输由火车所代替。南路的开化、广南、临安、蒙自等地的支线马帮只需到火车站沿线作短途运输。只有陆良马帮叶正才、王楚珍等往来昆明。
西北路马帮是指从大理经丽江到西藏拉萨的马帮。此路分两段，大理、洱源、鹤庆、丽江的白、纳西、汉族马帮一般主要在大理至中甸或阿墩子一带来回运输。因为这些帮子的骡马驮的是硬驮（马背上有架子），难以再翻越崎岖的更狭窄的进藏山道。再者云南马一般也不习惯走进藏的雪山路途。第二段是从中甸或阿墩子进西藏，这一段由藏族马帮（俗称古宗帮）为主。他们的马不用鞍架驮货，货放在皮囊内直接搭在马背上，称之为软驮，便于走狭窄陡峭的雪山峡谷。他们的帮子较大，二三百匹马一帮，不钉马掌，一路“开亮”（不住店，只露宿）。驮进以茶叶为主的物品和少数日用品。他们长途跋涉，行程几千里，生活艰苦异常。
另外还有一种叫“藏客”的纳西族商人，自养马帮，马特别多的雇“驮脚”，一年一次进西藏。去的时候运茶、糖及土杂，包括各种日用品，回来时运西藏产品氆氇、毯褥、毛皮、山货药材等，平稳有利，有盈无亏；到了春天，赴思茅运茶，一路放马，回来时人壮马肥，到了五月又进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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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们已介绍过马锅头在马帮中的地位，及其作用。在多年的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些关于他们的轶闻，从这些轶闻中我们可以对马锅头的生活也有个具体、形象的了解。
有的人把“马锅头”，写作“马哥头”，这是不对的。“哥”应写作“锅”。这种“锅”，是指焖饭用的铜锣锅，扁圆形，底椭圆、下大上小，有盖，两耳，一半圆柄，全都是铜的，多为红铜。它是马帮行路必不可少的炊具，其作用主要是焖稻米饭，这是云南马帮的主食，其次可烧水、炒菜、盛物品，一物多用。盛了米或焖好饭的锣锅，在马帮看来是最神圣的。谁不小心打翻了锅，把米、饭泼洒了，就是犯了大讳。全帮人会因此忧心忡忡，担心丢了饭碗，吃不成饭。所以提锣锅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盛饭吃时，要用手按住锣锅，不能使其转动。因为在马帮看来，盛饭的锅转了，也是不祥之兆。用勺盛饭时，只能从皮头轻轻地一层层地盛，一勺挖个洞也是不好的。无论何种马帮（官帮、民帮；大帮、小帮；长年帮、拼伙帮）在开饭时，第一口锣锅的锅盖必须由马帮的头号首领来开；开盖后的第一碗饭也是由其盛，本锅饭的第一口由他头一个吃，于是，马帮的这个首领就称之为“锅头”。“同锅吃饭，就地分钱”，这是马帮的行规；但由其头头第一个开锅、第一个吃饭，这说明全帮人对首领的信任。其头头当仁不让地率先品尝，这里还包含其有冒险精神和对众人的吃食负责的意思，即表明此锅饭是可以吃的，我已带头吃了，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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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
经典原文六：普洱茶
方国瑜
久已驰名国内并畅销国际市场的云南普洱茶，产于西双版纳的易武和佛海地区。这些地区栽培茶树始于何时尚待研究，但据调查，佛海南糯山种茶在倚帮、易武诸山之后。现在南糯山有三人合抱的大茶树，已枯死一棵，锯其干，从年轮知道其已生长了七百多年。这只是现存最老的茶树之一，不一定是最早种的，开始种植的年代当比七百多年更久远。倚帮、易武诸茶山的历史之久就可想而知了。
我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煮茶作饮料的年代很早。最初是一种小树的苦叶，称为苦荼。汉魏以后才有采茶品茗，至唐代此风大盛，种茶、产茶者益多。《本草图经》说茶的生产：“闽、浙、蜀、荆江、湖、淮南山中皆有之。”陆羽嗜茶，著《茶经》三卷，讲采制饮用之法。其后各家著述尤多（所知有专书二十多种），茶也成为日常必需饮料了。
西双版纳产茶的记载始见于唐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烹而饮之。”按，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之书，作于宋代，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了。
所谓银生城，即南诏所设“开南银生节度”区域，在今景东、景谷以南之地。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亦即在当时受着南诏统治的今西双版纳产茶地区。又所谓“蒙舍蛮”，是洱海区域的居民。可见早在一千二百年以前，西双版纳的茶叶已行销洱海地区了。当时西川也盛产茶叶，韦齐休《云南行记》说：“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连延数十里”。这是所谓雅利蒙山茶，可能行销到云南，但从语言来研究，云南各族人民饮用之茶主要来自西双版纳。今西双版纳傣语称茶为“lɑ”，彝语撒尼方言、武定方言也称茶为“lɑ”，纳西语称为“le”，拉祜语称为“lɑ”，皆同傣语。可知这些民族最早饮用的茶，是傣族供应的。西南各族人民仰赖西双版纳茶叶的历史已很久了。
西双版纳产茶，以此当地的茶叶贸易发达。元代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而傣族集市上，以有易无，茶为主要商品之一。而茶叶之集中出口则在普洱。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说：“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据万历志所记路程，由景东一日至镇沅，又二日进车里界，二日至普洱，又四日至车里宣慰司之九龙，即今允景洪。可知普洱即今之普洱县城。在那里设官经理茶贸，可见当时茶叶出口的数量已相当多。茶叶市场在普洱，由此运出，所以称为普洱茶。谢肇淛《滇略》卷三说：“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所谓“普茶”即普洱茶，那时已有加工揉制的“紧茶”了。谢肇淛作书在万历末年（约公元1620年），普洱茶成为一个名词，即见于此书，但普洱地并不产茶，而产于邻近地区。阮福的《普洱茶说》已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就是所谓六大茶山，以倚帮、易武最著名。此外佛海、景谷等处的茶叶也会集于普洱，都称为普洱茶了。
普洱为茶叶集中地，与茶区的社会经济关系很大。雍正《云南通志》卷八“普洱府风俗”讲：“衣食仰给茶山。”又乾隆《清一统志普洱府》说：“蛮民杂居，以茶为市。”当时傣族、哈尼族、攸乐人与汉族在普洱交易茶叶极盛，出口的数量也很大。檀萃《滇海虞衡志》卷十一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粮矣。”清初以来，普洱茶大量行销全国，与蒙顶、武夷、六安、龙井并美。
普洱茶大量出口，奸商贪官趋之若鹜，垄断茶山贸易，残酷剥削茶农。倪蜕在《滇云历年传》中说：“莽芝产茶，商贩践更收发，往往舍于茶户。”坐地收购茶叶，轮班输入内地；清廷也在普洱设府，管制茶叶出口，抽收税银。在商官双重剥削之下，以至“普洱产茶，旧颇为民害”（吴应枚《滇南杂记》）。至清末剥削更甚，在思茅厅设“官茶局”，在各茶山要地分设“子局”，控制茶贸，抽收茶税。随后又开设“洋关”，对普洱茶增收“茶地厘金”，即每一两银价值的货物加收二分茶税。一加再加，茶农负担越来越重，致使茶叶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清末以后渐不堪问了。
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二），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明史朵甘乌斯藏行部指挥使司列传》说：“其地皆食肉，倚中国茶为命”，所以历代由内地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而藏族向内地输送马匹，即所谓“摘山之产，易厩之良”。
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当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末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刘健《庭闻录》说：“北胜（永胜）边外达赖喇嘛干部台吉，以云南平定，遣使邓几墨勒根赍方物求于北胜州互市茶马。” 就在这年十月，在“北胜州开茶市以马易茶”（康熙《云南通志》卷三）。“因普洱茶还不够藏族商人的需要，又招商人到川湖产茶区采购，运至北胜州互市”（刘健《庭闻录》）。后来丽江府改设流官，且交通较便，茶市改设丽江。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茶马互市”，不仅把西藏和云南和内地在经济上紧密联系起来，而且在促进政治联系上也有推动作用。明万历年间，王庭相作《严茶议》说：“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是则山林茶木之叶，而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这是不可分割的经济联系在政治上的反映。
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约在公元1774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1904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陶思曾《藏随輶记》）。并在西里古里（Siliguri）秘密仿制佛海紧茶，无耻地伪造佛海茶商标，运至科仑坡混售。但“外表相似本质不同”（范和钧《考察印度茶叶札记》），藏族人民还是没有受其欺骗。英帝国主义阴谋夺取茶叶贸易，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经济联系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所以普洱茶的作用，已不仅是一种名茶和单纯的商品了。
——节选自：方国瑜著，《普洱茶》，《方国瑜文集》第四辑，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经典原文七：双江的茶业
彭桂萼
一
双江是中国云南西南角上的一个边县，在缅宁之南，澜沧，沧源之北，耿马之东，纵二百里不足，横二百里有余，面积大概有三万多方里，是比较整齐的一块方形地。
全境由两山两坝合成，一山在东，叫上改心，从前是澜沧的分县；一山在西，叫四排山，从前是缅宁的分县；一坝靠北，叫勐库，一坝居中，叫勐勐，从前是罕氏土司地。由民国十七年起，挂上了双江县的招牌，于是两分县与一土司地，遂合并而为一。
东西两山都由北部双缅界岭天生桥发脉，先绵延横走，又折角而纵行。西山以西北角的大雪山为最高峰，联脉岭脊冲霄，绵亘直行，成双耿天然界线；邦睦、歪怕、邦歪、那赛等四排山，即以单厦形式，从山脊横伸入库、勐两坝。东山峰峦叠翠，迤逦直走，联附诸山以两厦分披形式，斜面翼出，构成上改心地；南端的仙人山雄伟奇峻，鹰然巍立。县境中央，纵贯有蜿蜒如带的库勐大河；更有浩荡奔腾的小黑江横锁南端，波涛汹涌的澜沧江伏流东部，在东南角上行见面礼，挣得了“双江”的大名。
在库、勐两平坝中生息着的，尽是清一色的摆夷；而住在两山的，则有汉人、黑、卡瓦、濮蛮、蒙化子等，共计有数万户，人口有五万四千左右。政教机关，有勐勐城里的宏大县府，有库、勐坝中的摆夷缅寺，有民国十四年侵盖的美国教堂，有民国二十五年建立的省立双师。
这儿气候很炎热，尤其是坝子，在夏秋两季，如闷蒸在热锅中，而且烟瘴弥漫，汉人简直连一夜都不敢住宿。好在土质肥沃，物产丰富。单就植物而论，有紫梗，有棉花，有甘蔗，有稻米，尤其是茶叶，成为县境最大的农产物，使双江因而被称为云南的茶区。这里我们就把它的茶业来加以介绍吧。
二
双江的农业生产，摆夷坝居，以种稻为主；山居汉人、卡倮等，则多种杂粮；种茶是光绪二十五六年以来才开始的事。最初介绍进来的是大山茶，籽种是由佛海一带运来的，彭跃南、杨芳洲等就是许多倡导人员中比较值得纪念的了。
然而，种植至今虽已三十多年，一切都只知墨守成法，异常粗陋，故有江河日下之势。我们先来看他们的种植情况。
（1）采种：每年冬至前一月左右，茶果成实，由人工摘下，剥去外层厚皮，用水淘漂，浮于水面者去之，专取沉落于水底的保存备用。
（2）播种：在立春以后清明以前，选家旁多水朝阳的地方，挖抛拌碎，或整块荡平，或理出沟峰，将拣定的茶籽放入土穴，每粒需间隔，上面覆以细土，厚约寸余。这样，它受了日光的孕育，不久就抽出芽条来了，此时要注意的是泼水宜勤，每隔一日即应灌溉一次，但泼后则又须让其由土隙中滤出，不可使水分长久淹泡。
（3）移植：头年春季播种，经一年的成长，到第二年的夏季，已变成高七八寸至一尺的嫩苗，这时土质疏松、雨量丰润，于是在端阳前后，即可移植，选定向阳的山地，先犁后挖，将土弄松，用尖锄掘成土洞，即于土洞中每间隔一尺余植一株，并于每一茶株旁栽木椿一棵，以资识别，并借以护卫。
（4）铲草：最初栽植的两三年内，每年都于冬春之末除草一次，至年限稍久，则仅于十冬月间铲除。也有全不打理，让野草蓬蒿与茶树争荣并茂，互争养料的。
（5）剪枝：采茶叶时，一面摘取嫩叶，一面即将老叶尽行摘弃。若在一二十年后将其老枝完全砍去，则一年以后它又会返老还童，青春年少地发出新枝叶来，供人采摘，也有不忍砍去的，则二十年以上，即老气毕现，渐渐枯窘下去了。
（6）除害：因为这里的茶树很少病害，所以很少人注意到什么病害的预防与治疗方法，唯茶树渐老，在枝干的皮肤上每每见寄生的苔藓，于不知不觉间吸它的精血。所以有经验的人，在摘采嫩叶时也就便代它撕剥一下苔藓，慰慰它的遍体伤痕。
对于种茶，是这样靠天吃饭，所以茶叶便一天天出现不振的样子来。
三
上节简略谈了双江一般的种茶方法，现在要来谈双江的一般制茶方法。
说起这里的制茶方法，同样简陋得很。
（1）采摘：茶树本是一种灌木，出土不高，但也有因土质太肥，很容易就长的太高，使你采摘为艰，所以在移植了两三年后，须先将其中苗截断，使它边枝繁茂，四向伸展，但以后每次采摘时，则又须在每一小枝上留下一小芽，不能全数摘光。
由移植至采摘，时间只需经三年左右，每年共可采摘三次：第一次在春间，名为春茶，数量极多，品质最好；第二次在夏间，名为二水茶，数量质量均次之，因此时不便暴晒，多用火炕干，故茶味中有烟火气；第三次在秋季，名为谷花茶，数量最少，而质量则较二水茶好。茶的生长，你越摘它，它便越发茂，所以每株茶每年产量可有三四两之多，采摘的工作多是由妇人当任的。每季采茶期至，你便可以看见她们背负篮筐，伫立在茶树丛中，一尖尖采下嫩叶，摘去老叶。
（2）粗制：嫩绿的茶叶运送回家后，把它倒入铁锅里，翻去覆来的炒拌，等水汽蒸发了出来，茶叶已瘪软下去，即撮出倒在院里的篱笆上，男女老幼共同用手搓揉，茶叶多数团揉成卷条，又把它拌散了来暴晒，借日光将水分驱散，成了半干。又复收集起来加揉一次，以后再洒开晒干，即装入大竹篮去待价而沽。有些能搓揉到三五次的，则茶叶即细致悦目得多，但多数都只揉两次，甚有卡倮、摆夷妇女因手搓吃力，竟有以足代手的，最近情况已改善多多。
（3）精制：上述的制法，手续极为简单，卖样更属陋劣，但在双江，十分之九都在墨守着这样的老法子。说到精制，如紧团茶、白毛尖茶之类，不过极少数人的偶尔一试而已。
所谓紧团茶，就是将粗制出来的散茶取其较细者放入甑子中蒸软，取出微加捏合，即用布袋之类包起紧压，就其黏着性，干后即呈扁圆、碗圆等形，作为交际送仪及长途旅次携带，都非常便利，只可惜做的人太少。
此外有所谓白毛尖茶，系近二三年来倡行起来的。这种茶，每年可出百多担，价格高过普通茶一倍，满是白芽，可以说是茶中的精华。在粗劣的制法中，能创出这样精良的制法来，原是很好的事，但损伤茶树的元气太大，于商贩虽有便利可占，于农民则为害不少。因为这种茶，系于采时就在树上专选尚未舒开来的嫩芽，另摘而另制，以后最好采时不要专门选摘嫩芽，仍照普通采法采下，而在炒揉之前将摘下的新叶先加提炼，粗细分别揉制，则茶的精华仍可以提出，于原树无甚损伤，那就一举两得了。
四
双江地域分中、东、南、西、北五区，产茶最多的是北区，如公龙、班马、户赛、邦丙、勐库等地，而勐库茶是其代表；其次是西区，如邦改、邦睦、邦协、歪怕等地都有；至于东区，则仅章外、东弄等处各有一点，其余中、南两区，则完全没有。以西、北两区比较，西区因数量稍少，故种、制均较认真些；就全县诸地产茶相较，又要数北部的蛮波与西部的小勐峨两处的为最好。
以上各产地，多半为山腰的朝阳部分，坝心里因气候过热，山顶上因气候酷冷，多不适于种植，这是双江茶的产地特情。
全县产额平均约一万担，据税局的数字报告，则民国二十二年约有一万二三千担，二十三年减至一万担，二十四年更减至八千多担。可以说二十二年是双江茶以来产额的最高峰，在这以前是渐增的，日臻繁荣的，在这以后是锐减的，日趋没落的。近年来，因米价昂贵，匪盗猖獗，茶树渐老，生产又不谋改进，勿怪乎要日陷窘境了。
五
这每年一万多担的茶，于双江农民年可以得滇银二十余万，于云南省政府则除了在缅宁设立的茶消费税局年可入滇银六七万的税款外（连缅宁所出的两三千担亦在内），分设双江的查验所，还每担收税三元，连同双江每驮二角的特产捐合共在四五千元之内，故它与云南省经济有所裨补，对双江的地方经济发展尤有巨大的关系的。
就双江经营茶叶生产的农民而论，每年虽有大量的进款，而他们的生活仍是很贫苦的。本来，在土地的分配上，拥有四五十块茶地租出而坐收茶租的地主并不多，十之七八都是有四五块茶地的自耕农。然而因他们多系就地拆卖，得价较低，再加以善于盘剥的商贩，用高利贷的手段，于十冬月间放贷，二十余元的本，到二三月间就要来收价值四十余元的一担茶；故以种茶为副业的农民倒还吃亏不大，而专门靠种茶生活的，则茶叶还未离树，早因吃米穿布向人抵押了，终年碌碌，结果还是两手空空的。
在各种民族中，营茶叶生产的多半是汉民，而且不论铲、植、摘、揉、卖，都是妇女负十之六七的责任。坐在华丽的洋楼里品题香茗的高人韵士，应该知道这茶叶是由这些劳苦妇女手掌里的血汗生产出来的。
茶作为民众嗜好品之一，饮食或工作以后，多饮茶以助消化，复疲劳，客人到来，亦迅速烹茶敬之。烹时先将茶叶炒黄，煨入小土罐中，加滚水入内，倾去头一道的水，即倒出慢饮。颜色黄绿，气味清香，可以吃七开左右，始淡而倾去。其浓淡因人而异，不劳力的及汉民等，则嗜好清淡；劳力的及倮黑、卡瓦等，则嗜浓烈。
然而本县自己消费的，每年不过千多担，其余万把担都是销运出境的。其中十之八九出云县、下关，销四川叙府，十之一二进麻栗坝，销英缅；尚有微量，销耿马、孟定、永昌一带。
茶价以二十五年度为最高，春茶每担约滇银四十元，白毛尖每担约五十元，普通茶约二十五元，在1926—1927年间，春茶不过二十七八元，二水谷花茶不过十七八元。因战事影响，商运稀疏，茶价又惨跌了。以三种茶比较，春茶最贵，秋次之，夏最低。又同属春茶，越早越贵，愈后愈贱，通常清明后数日，价格会相悬在十元以上。
六
勐库茶即双江茶，味美色鲜，常种于三十年前，年约产额一万担。以价格言，虽逐年增高，抗战以来则又低落；以数量言，则日愈锐减。盖因捐税束缚，商贩压迫，种制粗劣，运输不便故日陷于绝境。然而，它维系着双江数万人的生活，支持着云南省政府数万元的税收，值此抗战紧急，建国迫切之际，加紧生产事业，充实战时财富，为后方唯一责务，开发边地与战时经济者，应设法予以保护，提倡，改进，使它日臻繁荣，竿头更进，这就是作者的一点敬意了。
——节选自：《西南边疆》第五期，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1939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