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九次波动之资本市场初起（2）股市初代大鳄
，介绍第3篇，股市风暴
（共4483字，阅读需15分钟）
01
“定向募股”风波
深沪股市风波给了初涉股市的股民们一个惨痛教训。然而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人，却只看到了一条发财路：股票特别是原始股票能赚大钱。
1993年春节前后，成都红庙子街变得热闹非凡，沿街一溜子摆开500余个摊位，而出售“商品”只有一种，就是股票。全市58家股份制试点企业，其中47家股票、股权证在这里“上市”。
每天在这条小街上买卖股票的人约为3万，最多时候则达5万有余。史无前例股票交易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在一个墙角，几位衣衫不整的股民一麻袋花花绿绿钞票，此情此景让人匪夷所思。
后来，在有关部门的制止下，红庙子街股票市场关闭了。但私下里的股票黑市交易仍然不绝如缕。
一些未实行股份制的机构更是心痒难搔。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成立“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恩来股份有限公司”，并自行决定印制“股权证”，对外出售。
成都海天电力物资经营公司，如法炮制，擅自发行“内部股权证”。后来得知这两种“股票”并不合法时，群举着“请政府断公道”的牌子上访，堵塞交通，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
得知相关情况后，朱镕基当即批示：股票黑市必须取缔，否则后患无穷。现在怕闹事，将来要出更大的事。
02
悲情大佬
管金生靠国库券的倒卖套利完成首轮资本积累后，越发自信。
1995年1月，国债期货市场最大悬念是1992年发行的三年期国债券会不会加息。这期国债规模有240亿元，将在6月份到期，它的9.5％的票面利息，每百元债券到期应兑付132元，而此时市场上流通价为148元上下。当时，银行的储蓄利率为12.24％，市场普遍认为回报太低了，因此有消息称财政部可能要提高当期国债利率。
但管金生认为宏观局面投资过热，不可能从国库中拿出额外的钱来补贴。于是，他下令万国做空327。然而他赌错了，而做多对手是中国经济开发总公司，隶属于财政部。2月23日，财政部宣布提高利率，以148.5元兑付。
消息一经得到核实，当期国债一路上涨，当日上午就冲到了151.3元。这时每涨1元，管金生将赔进10多亿元。他急红了眼，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把价格打回去，多空双方发生惨烈绞杀。收盘前最后7分钟，管金生孤注一掷，砸出2112亿元卖单，硬是把价位打落到147.4元。
这一天，万国放出上千亿元卖单，这至少需要100亿元的保证金，他显然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资本。当晚，上交所受命宣布万国天量压盘交易异常，是蓄意违规，故此后的所有交易无效。
如果按147.4元的收盘价计算，万国将盈利10多亿元，而按上交所后来的决定，万国则巨亏60亿元。管金生为自己的疯狂付出了代价。
03
股市改革
1998年，被中国证监会聘为首席顾问后，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主席梁定邦，对股市频频开炮，其中第一条便是指标配额制。
他认为，“指标配额上市的办法，绝大多数上市指标都是当地为解困脱贫的，捆绑上市。上市之后，企业的机制和财务问题很快暴露出来，相当一部分公司成为空壳。”
梁定邦对“股份分置”制度也提出了批评，所有上市国有公司都存在非流通股、流通股两类股份，前者为国有股份。两类股份权利相同，但持股成本差异巨大，这为日后的“庄家经济”提供了天然操作空间。2005年之后，通过国有股减持的改革，才结束了这一制度。
根据1995年证监会的规定，上市公司须连续3年净资产收益率达10％以上，方可享有配股权。于是，大量公司每年的收益率都“坚守”在10％这条生命线上。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对723家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进行统计，结果发现处在10％—11％的公司竟多达205家，这显然是刻意而为。
由于上市是稀有资源，而上市公司多实力不济，上市并没有实质改变其实力，只是多了一些可挥霍的资金，然后又逐步沦落到了亏损的境地。
“一年绩优、二年绩平、三年亏损”的景象比比皆是。
而这些亏损的企业又变成了一个“壳资源”，一些有能力的资本玩家乘机进入，上下其手，兴风作浪。
通过股票上市为国有企业输血解困，毕竟只能解决少数大中型企业难题，量大面广、数以三十万计的中小国有企业仍然是一团乱麻。
04
亚洲金融风暴
1997年，在之前三年里，联想、海尔、娃哈哈等本土公司依靠价格战，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家电、饮料等消费品领域中节节取胜。
企业家们沉浸在“500强梦想”中，政府及企业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危机，让无数人看到了外国资本的强横。
全球贸易也遵循上木桶原理，哪儿木桶有短板，资本就往哪流，产能就在哪聚集。汇率、发展水平就是木桶的边缘高低，而木桶里的水位高低就是劳动力、资本水平。水位低的有劳动力、价格优势，水位高的有资本、技术优势。
亚洲当年好多国家是固定汇率，和美元按照一定比例固定，自由兑换，刚开始亚洲国家同出口的欧美各国差距较大，木桶里的水比较低，制造业、农产品成本低，有竞争优势，于是全世界的产能都不断往这些国家流动。
随着发展，生产要素价格不断提高，尤其是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木桶里的水不断提高，最后同木桶边缘平齐。这些国家变得富有，开始消费进口商品，外汇逐步从流入变成平衡，再之后变成流出。
如果此时为保护国家发展，应该贬值本国货币，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出口，抑制进口，提高木桶边缘。但是由于固定汇率，相当于木桶的边缘高低已经同美国同比锁定，没有实现这种平衡的能力。
而93年之后，RMB一次性快速贬值，中国制造业优势显现，资本不断流入中国。泰国国内生产要素如房产、工厂巨贵，于是泰国好多人，卖了房子、工厂，换美元移民。
在泰国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没有问题，一旦发展遇到瓶颈，固定汇率问题就暴露了出来。由于是以固定比例兑换美元，加上市场恐慌情绪，大家都想将手里的泰元换美元，不断流出的结果必然是泰国外汇储备到0。
国际资本们也看到泰国央行外汇储备不断下行，毫不犹豫加入进来做空泰铢。2月开始，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大肆抛售泰铢，泰国政府动用近250亿美元来干预汇市（其中200亿为借款），但泰铢仍一路下滑。这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形成越换越低、越低越换的死局，最后泰国央行外汇储备耗尽。
7月，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8家主要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那些私人银行家倾家荡产。
在狙击了泰铢之后，索罗斯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在泰国的做法如出一辙。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
韩元两个月疯狂贬值50％，韩政府借贷创全球纪录的550亿美元，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自主权丧失。失业率高达11％，企业蒙受了至少３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本息增加了４亿韩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
此时大宇集团。一直处在快速扩张中，借贷资金达到了200亿美元，大宇一边收缩发展，同时却在汽车业务加倍下注，融到135亿美元的短期债务，接管了双龙汽车、三星汽车。1999年，负债800亿美元的大宇终于宣告破产。
1998年8月，索罗斯等国际炒家们一天之内抛售200多亿港元，开始做空港元。香港金融管理局如数吸纳，汇市稳定在1美元兑换7.75港元的水平上。其后7天，炒家继续疯狂出货，多空激战惨烈，恒生指比一年前下跌了1万点，总市值蒸发2万亿港元。
香港政府在朱镕基总理的支持下，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宣布将“不惜一切成本，一定要将8月的股指抬高600点”。索罗斯在《华尔街日报》上公然叫嚣“港府必败”。
8月28日，多空双方到了决战之日。这一天是香港恒生指数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国际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当日，炒家抛盘疯狂，港府照单全收。下午4点整，收市钟声响起，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分别稳坐7829点和7851点，索罗斯集团一败涂地。在两星期的托市行动中，中方投入资金1637亿港元。
05
金融乱象催生证券法
1998年，中国证券市场已经有3800余万人拥有各种股票，具有了相当的规模。但好多人认为，各种违规操作屡禁不止，过度投机，证券市场还远未成熟。
自1990—1992的深圳“原野事件”之后，几年间又先后发生了几起影响恶劣事件。
宝延风波。1993年，宝安上海公司通过在股票市场上，违规买入延中股票所获得的股权，并声明已经持有延中实业发行在外的普通股59.6％以上的股份。延中股票随之飙升。
“327”国债期货事件。1995年，受新债发行及保值贴息等因素刺激，上海国债期货市场多空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在多方轧空的强大压力下，空方在收市前近8分钟里，以巨量沽单将价格直线打压，使“327”品种由暴涨3元转为下跌0.71元，当天上海国债期货成交量达到8500亿元“天量”。收市后，上交所认定尾市存在蓄意违规操作，宣布最后时间交易无效。
长虹事件。1995年，四川长虹法人股转配部分分红股可以卖出，大多不知内情的股民，因放弃转配资格而蒙受了巨大损失，反应非常强烈。中国证监会立即出面制止转配分红股流通，长虹股票停牌。
经查明这是一起蓄意损害投资者权益的事件：上交所违规擅自批准长虹转配分红股上市；主承销商中经开公司、副主承销商上海财政证券公司在广大中小投资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大肆抛售包销转配所获分红股牟利；长虹公司也有违规行为。
琼民源案。曾经是“垃圾股”的琼民源从1996年后四面出击，演绎并购神话，随之“业绩”陡增，而1996年4月到1997年1月其股价更飙升16倍。此时其业绩已受到人们怀疑，在1997年3月的股东大会上董事会集体辞职。
1998年4月29日，监管部门宣布琼民源年报虚构利润5.7亿元、资本公积金过6亿元。民源公司和深圳有色因联手操纵市场、非法牟取暴利受到严厉处罚，两家会计师事务所也受罚。1998年11月12日，北京法院对琼民渊源董事长马玉和及会计班文昭判刑。
在查处案件的同时，监管部门着手琼民源重组工作。1998年12月，北京住总集团宣布入主琼民源；1999年1月，琼民源临时股东大会推举出新一届董事会并授权其进行公司重组；1999年6月，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了“发起设立、定向发行、等量置换、新增发行”重组方案；1999年6月，公众股股东将其股份等量置换中关村股份。1999年7月，中关村股票上市，琼民源终止上市资格。经过860多个日夜的漫长等待，10万多公众股股东终于挥手告别琼民源。
红光欺诈案。上市半年即报出巨额亏损，募集资金亏掉近一半，成都红光实业创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纪录”。红光实业1997年5月在上交所上网发行，募集资金4.1亿元；1997年6月挂牌上市。1998年1月，红光公司董事会发布公告：公司重要设备因超期服役要停产大修及进行技改。但在半年多前公布的招股说明书中，公司对这件严重影响公司业绩的重大事件没有任何说明。1998年4月，红光发布1997年年报，全年亏损1.98亿元，每股亏损0.86元。
1998年11月，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红光公司调查结果：一是编造虚假利润，骗取上市资格；少报亏损，欺骗投资者；隐瞒重大事项；二是挪用募集资金违规买卖股票；三是未履行重大事项的披露义务。对此，中国证监会对红光公司及公司原董事长、原总经理、原财务部副部长等，以及与此有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上市推荐人等中介机构及责任人员均进行了处罚，红光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系列事件表明，依法治市，用法律手段规范和监督股市行为已是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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